盛世隋唐南北宋

    有人把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照搬到中国来，我认为这真是把历史当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了，这不免太践踏了历史。

    ————邓广铭 著名历史学家，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

    杨坚建隋

    自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一直处于“五胡十六国”割据的混乱局面，直至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在北方建立起魏国后，北方才脱离了东晋名义上的统治，使局势逐渐安定起来。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开始了北魏的重大改革，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阶段。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满当时掌控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于长安宇文氏家族，而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不久之后，宇文泰将孝武帝杀害，改立南阳王宝炬为帝，与高欢所建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公元557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将领支持，逼迫西魏恭帝禅让，由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建都长安，西魏政权灭亡。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的努力下，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东魏由高欢拥立北魏孝文帝——年仅十一岁的曾孙元善见为孝静帝，为自己登上帝位而铺路，并与宇文泰所建的西魏对立，建都邺城。在整个东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高欢控制着政权，他只是玩弄权术，筹备篡位，因此国内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民族矛盾尖锐，而且屡败于西魏。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新政权，国号齐，此后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公元577年，北齐政权被北周代替。

    北周宣帝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给杨坚为首的汉人将领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即位的周静帝只有八岁，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的杨坚，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公元581年，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以“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隋朝的历史就从这一年开始。公元588年，隋文帝以次子杨广和大臣杨素为统帅，率兵五十余万，大举伐陈。次年，隋兵攻入建康，陈（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从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开皇之治

    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的局面，杨坚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稳定民生。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将地方州、郡、县三级减为州、县两级，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在中央则首创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还废止了自曹魏以来中国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创立了科举制度。

    经济方面，隋朝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并在全国修建仓库，以便灾年救济难民。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为保留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隋文帝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长时间的统一，使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南方经济发展，使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

    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科举制由隋代创立，完备兴盛于唐朝，衰落于明、清。1905年，开始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彻底被废除。

    汉代选拔人才的制度称为“察举制”。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后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公元220年，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曹芳时，司马懿当国，在各州加置大中正，因此有大小中正的分别。但是这种制度执行到后来就演变成只从名门望族中选拔官吏，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门阀世袭，开始实行科举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提名，废除了传统的州郡辟举制（地方一级的征聘制度）和九品中正制。隋代的考试制度，除有秀才、明经科外，炀帝时又加了进士科；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还试经。这两种科目都适应了一般士绅的要求，通过考试，即可入仕。由此，就算是一般庶族寒门，只要有才就有机会跻身掌权的统治阶层。

    二世而亡

    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是为隋炀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政绩和暴政都很突出，他主持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但是，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缢杀，隋朝灭亡。

    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后炀帝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另外，隋朝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长足进步，如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和东京洛阳城、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的赵州桥等，这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隋朝和秦朝都是二世而亡的朝代，因此人们经常对两者进行比较。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结束了分裂多年的局面，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秦、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汉唐文化。

    隋末农民起义

    隋炀帝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公元611年首先爆发了王薄起义，此后起义军日益增多，斗争地区也日趋广阔，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起义高潮。公元616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大起义军，即翟让领导的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的杜伏威军。

    公元611年，翟让领导农民在瓦岗寨（今河南）起义反隋，山东、河南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勣、李密、王伯当等人都率众投奔瓦岗起义军，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后来，翟让认为李密有领导才能，把瓦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密，李密任统军元帅，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设三司六卫，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魏”。在隋朝即将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关键时刻，瓦岗军内部矛盾激化，李密设计杀害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军将领，导致瓦岗军将卒离心，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公元618年6月，李密率军投降了唐军之后又起兵反唐，从而葬送了这支农民军。

    翟让起兵的同一年，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起义反隋，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余人。公元621年，窦建德起义军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虎牢关交战，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后被杀害。两年后，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击败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河北起义失败。

    公元613年，杜伏威、辅公祏在齐郡（今山东）组织起义，随后南下到江淮南部广大地区发展，力量不断壮大。随后，起义军攻下高邮、历阳，建立农民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投降了李渊。次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建立政权，控制了苏、皖部分地区，后被唐军击溃。

    隋末农民起义规模巨大，起义军作战勇猛，指挥灵活，采取攻其不备、诱敌轻进等谋略和战法，节节获胜，击败了隋军主力，摧毁了隋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士族大地主，削弱了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

    李渊建唐

    隋代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割据。驻守在军事重镇太原的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胸怀大志的李渊深知自己无力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儿子李世民的建议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贤能多才的将领，加之部队纪律严明，因此很快壮大起来。

    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招募军队，并于7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半年之后，李渊起义军占领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黄钺：以黄金为饰，古代帝王所用，后世用为仪仗，以黄钺借给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权的意思）、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朝政。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唐统一了全国。

    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订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唐朝建立后，李渊封长子建成为太子，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实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双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两大势力。太子建成联合四弟元吉，准备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被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联合同样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世民决定先发制人。6月4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当年8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渭水之盟

    隋末年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突厥势力乘机得到壮大。李渊在晋阳初起时，也曾经迫于形势，暂时屈服于突厥。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明白中原只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利了，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相抗。

    公元626年，得知唐帝国的权力变更的颉利可汗，发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城兵力空虚，长安戒严，人心惶惶。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两天后，大唐皇帝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斩杀白马立盟，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为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同时，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因此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突厥。

    后来，颉利多次背盟南下骚扰，太宗忍无可忍，派李靖、李勣等率大军出击。公元630年，唐军在阴山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太宗当面数明颉利的罪状，但仍授予他官爵，赐予田宅，把俘获的部众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担任都督加以管辖。这种宽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族首领纷纷上表“相率内属”，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贞观之治

    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改年号为“贞观”。即位后，他居安思危，任贤用良，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加强汉藏交流，被当时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戒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经济方面，唐太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修订前朝的著作和史书；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的国威远播四方。

    “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房谋杜断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贤用能，经常听从大臣的意见。一次他与文昭商量事情，房玄龄感慨地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到杜如晦来到时，杜如晦立即分析房玄龄的计谋并作出决断。他们两人合作得十分融洽，人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名乔，齐州临淄人，自幼聪敏，博览经史，见识深远。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伺奉左右，为人极其孝顺。后被李世民重用。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唯独房玄龄四处访寻英杰人物，并把他们荐于秦王李世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夙兴夜寐，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唯贤，不分卑贱，时人皆称他为良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杜如晦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玄武门之变成功后，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

    一代女皇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四岁的武则天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正五品），唐太宗最初非常宠爱她，赐名“武媚娘”，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边。武则天做了十二年的才人，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间，武则天和当时的太子李治建立了感情。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这一年，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一起入感业寺出家为尼。后来，唐高宗将她重新召回宫中，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也就是武则天重新入宫的第三年，高宗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的反对，册封武氏为皇后。之后，武则天积极为高宗出谋划策，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最后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高宗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高宗健康状况不好，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则天来处理。因此，唐朝经历了一段“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时期，武则天逐渐掌握中央实权，并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公元683年，高宗病死。不久，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于公元690年，武则天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圣神皇帝。公元705年，许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同年，武则天病死，享年八十二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令人在陵前竖起一座无字碑，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武则天足智多谋，兼涉文史。在执政期间，她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亲自考试贡士；修《姓氏录》，列武氏为一等；重视农业，抵抗吐蕃的攻扰。在位期间，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大修庙宇，人民负担有所加重。武则天执政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家称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

    请君入瓮

    武则天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用严刑峻法，消除异己。因此，她手下的一些酷吏，便借机想方设法诬陷自己的政敌，并绞尽脑汁制造酷刑逼供。整个国家都笼罩在高压的恐怖气氛下。

    武则天当政期间的两个最有名的酷吏就是周兴和来俊臣，有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和周兴平时关系不错，因此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想出一计。一天，来俊臣故意请来周兴，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聊天。来俊臣装出满脸愁容，对周兴说：“唉！最近审问犯人老是没有结果，请教老兄，不知可有什么绝招可以教给我？”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意志坚强、顽固不化的人，也会招认的。”

    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来俊臣突然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我奉命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就请君入瓮吧！”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在统治稳定之后，武则天开始弃用酷吏，转而任用了很多贤臣来辅助治理天下，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从这点来说，武则天也堪称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家。

    唐室砥柱狄仁杰

    狄仁杰（公元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他敢于违背君主的旨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他为“唐室砥柱”。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后来，狄仁杰被诬告，当时的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负责审理他的案子。阎立本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并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后来，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公元697年，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尤其是成功地劝说武则天立李氏后代为太子，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死，武则天痛哭流涕。自此以后，每当朝廷有大事而众人又不能解决时，武则天常叹息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他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身居宰相之位后，更是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有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开元盛世

    公元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

    公元712年，李旦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

    玄宗即位后，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先后任命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玄宗期间，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内容，这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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