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 同异得失

    中国人重同不重异。同为人，同处世，则有为人处世之道。如同为子，同有父母，乃同有孝道。然舜则父顽母嚚，舜必仍守孝道，乃成为大孝。周公旦父文王，母太姜，皆圣贤，其孝易。舜弟象傲，舜守弟道则难。周公兄武王，其守弟道易。然武王卒，周公有兄管叔，侄成王年尚幼，天下初定，求治则难。周公辅成王，诛管叔，大义灭亲，而周公孝弟之道亦悬为后世法。舜与周公非求与人异，乃其所遭遇不同，遂得不与人同，为人中之大孝大圣。

    孔子圣之时。孔子与舜与周公之时又不同。孔子幼而孤，母亦早逝，其兄无闻，少而贱。然孔子为中国之大圣，其为后世法，则尤过于舜与周公。因孔子非在上位，终其身不得志，不如舜与周公之得意于从政。而其教人以为人处世之大道，则可以历千万世而不变，又人人得为之。故孔子贤于尧舜，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故为人处世不当求异于人，唯当安其同于人。同于一乡之人，更贵其能同于一国之人，天下之人。而尤贵其能上下古今同于百世千万世之人。何以同？同在道。在家为子弟，有孝弟之道。立身处世，则有忠信之道。更大有仁道。尽人未必能守此道，行此道，而我之为人处世则必求其道，是则为我之志。论其志，非求异于人，乃求尽其道而已。道则为人之标准，亦即为人之范畴。

    孟子亦幼孤，其母三迁，则其亦少贱可知。韩愈幼时，父母双亡。随其兄，兄亦卒。随其嫂，与一侄，三人同一家，乃得长大成人。颂伯夷，慕其圣之清。辟佛，自比于孟子。好古之文，上同于两汉三代，以下异于后起之八代。范仲淹早孤，母贫改嫁。仲淹读书僧寺，断齑画粥，近成人，始复姓范。其为秀才时，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仲淹亦与人同有忧乐，但其所忧所乐则有异。庆历变政无成，而仲淹终为此下千载一大儒。

    孔、孟、韩、范，皆中国古圣先贤，莫不以同于人为志为道，而非求异于人，终异于人，乃使人仰望不可及。颜渊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亦求在人中能有立，而其立卓尔，使人学从末由，历两千五百年至今犹然。孟、韩、范亦可谓卓尔有立，亦皆已在一两千年之上。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逆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苟使生在一平常家庭，平常时代中，得为一平常人，斯即其人之幸福。然而人生不能常希望有此福，唯其生不如人，吃得苦中苦，乃为人上人。一若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使无此等人，则人群之福无由来。

    人生不自知，亦不由自主，皆若有命。谁命之，亦不知，乃曰天命。父母子女，皆不自知，亦不自主。生而为人之子女，为人之父母，皆若有命。其他遭遇皆然，则唯安之而已。为父母则必慈，为子女则必孝，为人则必仁，此曰道。命异而道同，唯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乃指小道言。天生德于予，孔子之德，乃成大道。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道不行而仍必以行道为己任，此又谁知之。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乎”。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则四十不动心，是亦即知命矣。至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是其知天命犹早于孔孟。此非其优于孔孟，乃孔道昌明，后生可畏，大贤日出，乃愈后而愈盛。然天又何不命人尽皆为尧舜，为圣贤，又何必降大任于人中之少数？此则天命不易知，而孔子亦少言之，故必谓之命。道家言自然，其实亦犹言天命，而所言各异。后代中国人则即以自然言天，会通儒道而一言之。

    天生人必命其同为人，又必命其各为一己。人相同，己各异。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即必求己在人中能自立，成其己，此亦即可谓之知命。然己有立，即不得尽同于人。如只知求同于人，而不知有己，则为乡愿。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仅得为一乡之愿人，无预于一国与天下。何者？一乡之内可相同，一乡之外即不相同。故一乡称之曰愿人，他乡未必然。如孝，中国有百孝图，其孝各异而各成其为孝，此则见孝道之大。如圣，孟子以伊尹、伯夷、柳下惠为三圣，乃无一与孔子同。孔子以下，中国人再不以圣归之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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