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 进与退

    （一）

    中国社会崇退让，西方社会重进取，此亦中西双方德性风俗文化传统相异一要点。中国天地大，物产丰，退让有余步。西方天地小，物产瘠，非进取无以自存。积习成性，肇此两型，而文化展衍遂有大别。

    财富与权力，为人群相争两大端。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多，权自大。权大财富亦自多。中国历史上，让位与分财，为两大美德，故事传述，历代皆有。而政治上之权力退让则尤多。尧舜禅让，尚有许由务光故事。司马迁登箕山，明见有许由冢。孔子不言许由，故司马迁亦不加传述。

    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明称之。伯夷叔齐孤竹让国，距泰伯虞仲之让不远，孔子亦亟称之。可见让国中国古代屡见。即论周公，亦可谓有让国美德。而尚有大于此者，故后世不以此称周公。春秋吴季札亦让国，乃以酿吴国之乱。从功利观点言，可不让。让乃其德性，亦其道义，尤为人群功利中之更大者。故后人亦不以吴乱责季札。

    中国人论学问尚通不尚专，通则大，专则小。道有大小，斯学亦有大小。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功利乃小道，易起争。争于当前，贻害于后，无以致远。中国人讲学问又分等级，有小学，有大学。最大学问则曰治国平天下。论语子夏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政即须学，学当能从政。政学通，既不当专以从政为学，亦不当专于为学而不能从政。求学非为谋求一职业，亦非向人作夸耀，乃在完成其德性以为人服务。而治平之道，则为服务人群之最大者。故从政非为一己之功利，乃为大群之功利，此即所谓道义。故从政不为争权，乃为行道。在道义中则有退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之让，亦行其道义而已。退让而有背于道义乃懦怯，非退让。中国教人做圣贤，不教人以富贵。富贵途上必多争，不重富贵始能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乃圣贤中人。非圣贤，何以当治平之大任。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必自修身齐家始。身不修，家不齐，又何以治国平天下。自尧舜以至于吴季札，亦务在先修其身，非逃避责任。而其于重责大任则能让，乃更犹胜于不让而出其上。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限于书本文字。学贵人事致用，则莫大于治平之道。故文学之上，乃为政事。然立国天地间，贵能治其内，尤贵能平其外。天下不平，国终不治。言语指国际外交，乃更在政事之上。近人谓弱国无外交，不知弱国乃更贵有外交。孔子稍前有郑子产，孔子屡称之。郑以弱小处晋楚两大间，子产周旋得其道，不仅郑政得安，即晋楚亦得和平相处。则外交之责任，岂不更大于内政。然治其内有道，交于外亦有道。非诡诈欺骗之所能胜其任。孔子亦相鲁，与齐会夹谷，而齐人服，返侵地。鲁国地位大增。子贡屡为鲁出使，其贡献亦在子路冉有之上。仅为一国谋富强，适以启争而召乱。孔子亦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又曰：“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苟非明通于天下之大道，则何以任国际之外交。故孔门四科言语先于政事，其义尤深远。

    今人则以外交处于内政之下。不知国无大小强弱，其国际外交之意义价值，乃尤在一国内政之上。仅有国际公法国际同盟，苟其无道，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近代人能知此义者鲜矣。唯求科学发明，经济繁荣，乃及原子弹核子武器杀人利器之日益精进。富强凌驾人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亦仅以召乱致祸。天下益不平，而国内亦各不安。美国富强冠一世，然其最弱点则为外交无道。如雅尔达协定，以迄于今之承认中国大陆共产政权，岂此乃为外交之正道。子之道，其正其大，岂不鉴于当前世界局势，而益见其彰明较著乎。

    然孔门四科于言语政事之上，犹有德行一科，此义益深远，乃益不易为现代人所知。学贵能致用于人事，学者所以学为人。而为人之最高标准，则在其德性。用有大小，有大德，始有大用。非掌大权即可有大用。德性通于人人，所谓通天下之道，实乃通天下人之德。故德行乃为四科之首，亦为四科之本。言语政事文学，亦未有外于德行而可成其为学者。谦让亦德行之大者，亦唯谦让，始能使人服。

    如言齐家。妻者，齐也。夫能与妻齐，斯为夫妇之道，亦即齐家之始。父母亦与子女齐。子女主孝，父母主慈。慈则必有教，而教则贵有义方。若唯教子女以服从，则岂义方乎。子女唯知服从，自陷于不义，亦陷父母于不义。岂有不义而可谓之孝。孔子教曾子，大杖则走，小杖则受，斯始为孝。可知父母与子女亦必有一齐。平等相待始为齐。但子之对其父母，可有不服从，而不能不孝。今人乃误以服从为孝，则又大谬不然矣。西方人言父权母权，权则主服从而不齐，而必出于争，又何以为家。唯有小家庭，子女长大成婚，另立一家，始可免争。然夫妇亦贵有离婚之自由，乃可免争。一家如是，何以言国。大禹之治水，乃使水顺流而趋下，非如鲧之为堤以防水，而反使水之横决，为祸益大。故治者乃领导，非仅防制。近人言法治，则亦防制而已。若必求能领导，则在我必有其德性，乃能导人以德性。中国人所谓治平之道，尽于此。今天下乃如洪水为灾，而唯鲧治之，斯诚可悲之尤矣。

    今再言修身。必先能自治其身，乃始可以言治人。其身不治，焉能治人。近代民主政治必尚争，大总统竞选，必谓当此大任非我莫属。不谦不让，自中国人言之，绝非修身之道。中国人言道，贵谦不贵夸，贵让不贵争。以周公之才与美，使骄且吝，则其余不足观。骄则不谦，吝则不让，而必出于争。管叔联殷叛周，此即其自心骄吝之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而终不自居天子位，则其大义灭亲，亦终无伤于其谦恭之为怀。孔子后儒群尊周公以治平为任，而必以谦让为德。能自谦让，乃能使人心服。鲁哀公之诔孔子，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则哀公虽不能行孔子之道，而其心则固尊孔子。孔子之道纵不行于当世，亦复传于后世。后代之君，皆知尊孔子，亦知尊儒尊贤。汉高祖爱戚夫人，欲以赵王易太子位。见四皓在太子旁，乃不易。四皓皆高年，高祖招之不至，心尊其人。太子能致之，高祖自以为不如，遂不敢再有易太子之心。此下为君者，未必多能尊贤用贤，而犹知谦与让，不尊孔尊儒，而绝无明白反孔反儒以为尊。此则大道不行而未失。中国两千年传统绵延，其要端即在此。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者各就己位，各射己鹄，其中与否，乃与己争，非与人争。则其争仍是一退让。孔子当时，天子诸侯，列国卿大夫，倘多出位以争，则何治平可言。唯求不出其位，则上下无争。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则以去就争。所争在去在退，不争进取上位。身虽退而道则存。道在己，唯求藏而弗失。非道在外，乃求争而取之也。中国历史多有乱世，而犹有道，唯其道藏而不行，如是而已。今世则争权不争道，故必争于外不争之己。则亦唯有进取，无退让可言。

    耶稣言凯撒事由凯撒管，西方宗教不言治道。近代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电磁、光力、农矿、渔牧，事事物物，无所不究，但亦不言治道。其他学术分野，如文学亦不言治道。如哲学，苏格拉底仅言人生，瘐死狱中。柏拉图榜其门，不通几何者勿进，几何学亦非治道。其为乌托邦，以哲人王掌治。实则其所想像，一国亦如一几何图形而已。后世如康德，亦何尝措辞及于人类之治平大道。卢梭民约论，亦属一人冥想，何尝有历史根据。

    近代西方大学，其先本由教会兴起，此后分院分系，门类繁多，乃始有政治一系。不通法律经济社会教育种种人事，何得通政治。而于大学四年课程中，乃得完成其学业，最多亦只是些常识与技术。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则无关。技术与技术间，则必出于相争，而无退让可言。

    学问必有一对象。有关此一学问之知识，亦必有一来历。治平大道，则本源于人类以往之历史。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西方史学特迟起。大学兴起时，亦尚有史学文学是同是异之争。黑格尔有历史哲学，乃哲学，非历史。其谓民族兴衰，文化起伏，如日之自东西移，自中国印度移至日耳曼民族，乃始到达于最高无上之境界。此何尝是历史真相。并多争意，绝少让意。而当时日耳曼民族，竟亦受此鼓舞，孳孳日前。而其他西方史学家，竟亦无人出而加以纠正。此正亦同意于黑格尔西方胜东方之意见，而西方人之不重史学，亦可于此一端觇之。近代国人一切慕效西化，不惜舍己之田以芸人之田，此亦本之当前史实，而其意存谦退则亦可知。史学乃人类生命大总体之一项研究，当通体以观，于古人知有让，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亦当知有让，而不以一时代一部分人之争胜为目标，乃始有当于史学之大义。

    历史本是人事之怀念。西方人在人事怀念中，如恋爱斗争冒险诸端，乃及物质经济建设，哲学思维，艺术创造，甚至如古希腊之奥林匹克运动会，罗马之斗兽场等娱乐事项，皆多称述。而独于政治一项，乃至一国家一民族之治乱兴亡，其所怀念，若不甚亲切。希腊亡，则推尊罗马。罗马亡，则迷惘于中古之封建社会。现代国家兴起，乃一意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海外发展。似仅知一味向前，曾无鉴往知来，于古有借镜，于今有警惕之心情。至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似无存胸怀间。世界第一次大战时，德国人写为西方之没落一书，指陈病况，非不知前途有艰难，乃不见有痛悔前非，改弦易辙，针对病情，有所挽救之主张。第二次大战后益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亦毫无一旧方案可资依据。几乎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过一程再一程。倘由积极转消极，恐止于停步不前，似无其他可望。

    人生在自然中，不得脱离自然而独立。自然必同时有两现象更迭互起，中国人谓之一阴一阳。如昼夜寒暑，晴雨明暗，一正一反，循环往复。人事亦然。而政治则为人事之尤大者。治乱兴亡，人事之最大妙用，在能乱后复治，亡后复兴。政治之大作用亦在此。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中国史之伟大成就，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而日渐扩大，正为有一治平大道之存在。

    治平大道系乎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必本于天道。有争则必有让，有进则必有退，而退让尤当为之主。否则政治之对内对外仅成一斗争场合，又或只论法不论人，乃无政治可言。要之，知争不知让，知进不知退，则为其致命伤所在。

    中国讲治平大道，又必建基于修齐。身不修，家不齐，何能出而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首贵让。唯知争夺进取，则家亦不齐。故修齐治平，一本于礼，以让为主。亦有争，如射。孔子又曰：“当仁不让。”治平即仁道，当孝不让，当忠不让。不让于此，则让于彼。如孔子为鲁司寇，不得行其道，则让位而去。此之谓大不让，然亦决不争。是其让而争益大，其退而进益远。存其道斯存其人，而政必举。故乱可以复治，亡可以复兴。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其退。刘先主三顾草庐，遂许以驰驱，是其进。而后世论三国人物，管宁犹在诸葛之上，则以其有退而无进。中国传统尚德，而退尤为德之首，即此亦见。

    若为政而必出于争以进，一时亦未尝不可以得意。如孔子在鲁，治军有子路，理财有冉有，外交有子贡，先得一都，如阳虎，鲁哀公季孙氏亦可如摧枯拉朽。其他类此者，一部二十五史当可千百见。如乐毅，可拒燕惠王命。岳武穆亦可自朱仙镇回师肃君侧。不退不让，必争必进，一部中国史，可从头改写。但恐不得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亦恐不得绵延五千年之久。如希腊，如罗马，如现代之英法，岂不亦各有其得意之一时，是在人善自择之矣。

    近代人物，当首尊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遽辞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之袁世凯，而退居沪上。及广州再起，又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言和。苟使不死，此下不知究将成何局面。而中山先生之让德，则亦可受后世无穷之推尊。能治其国，斯能进而平天下。西方如华盛顿，革命成功，遽告退位，此亦略有东方人气味，惜乎其不多见。

    董仲舒言：“行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计功利，则必争必进。如谋道义，则有退有让。今则一世方务于功利，不知道义乃计永久之功利。披读中西双方历史即可知。幸读者其亦审思而慎择之。

    （二）

    人群相处不能无政治，行政不能无领袖，而政治领袖之进退，乃为政治上一大问题。中国学人有两大特点，一则无不关心政治，二则其对政治姿态每主退不主进。此可谓是孔子发之。墨家主兼爱，主尚同，对政治过分积极，无退义。道家主无为，意态消极，对政治可不闻问。独孔子儒家，执两用中，遂成中国学术大宗师，并为文化传统一中心。绝非无故而然。

    孔子为鲁司寇，居三家下第四位，可谓已极一时信用之至。但孔子所抱政治理想高，不迁就，不退让，既不得行其志，终避位去鲁。其周游列国，亦备受礼重。然不符其理想，则宁不出仕，退老于鲁。孔门四子言志，子路主治军，冉有主理财，公西华主外交，独曾点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有吾与点也之叹。果使孔子平日讲学，不及于军事财务及外交诸端，则三子何来有此志。但一意于进，则孔子所不与。后冉有为季孙氏家宰，孔子曰：“季氏富于周公，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非斥冉子之善理财，乃斥其徒显己长，违道义而不知退。故曰：“君子不器。”器则特见用于人。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则自达其一己之理想，即以为人。为人则徒供人用，无理想无己可知。

    孔子又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不欲为齐之稷下先生，但愿正式出仕。不符其理想，则宁退。故不仕乃无义，而不退则无志。志则志于道，斯仕必合于道。此下儒家辞受出处进退之节，大率皆如是。而中国社会亦群知重此。汉初贾谊...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