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 中与和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欲而逾矩正犹情之发而不中节，此乃可戒。情发中节，欲不逾矩，此即人生最高理想之所在。孟子亦曰：“可欲之谓善。”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唯寡欲乃始见可欲。亦非求无欲。后儒鉴于人欲横流，乃转言无欲。其实宇宙万物天地人生只此一欲字，舍却此一欲字，尚复何有。

    然则人欲又何所畏。则在其妄分内外，必谓欲在我，所欲在物，乃争于外以足其内。不知物我相交始有欲，达于一中和之境即是道，则欲又何足畏。如男女结为夫妇，父子合成一家，此乃天理，亦即人欲。非欲则无理可见。所贵则在其中和。富贵权力名位功利，此皆近代一世人之所欲，则为中国后儒之所戒。

    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德性存于内，未发为中，属于阴。情欲发于外，中节成和，即属阳。无德性即不见情欲，非情欲亦不见德性。亦可谓欲存于内，而情发于外。喜怒哀乐爱恶皆当从外发求和，而欲则其未发之中。又可谓七情皆其未发之中，而立德成性乃其外发之和。要之，一阴一阳始成道，一死一生乃为人。道家之神仙，释氏之涅槃，一求不死，一求无生，斯则皆失之。故生必归于死，今人则求发于外者之常存，而不复归于未发，则诚大误之尤。

    今再言人文大道。宇宙大自然乃其未发之中，而人文则其已发之和。亦可谓原始邃古，牺农黄帝，尚是一未发之中。而尧舜三代以下，乃成一已发之和。又可谓尧舜三代，尚是一未发之中，而孔子以下，乃是一已发之和。中国人文演进，绵延贯彻，达于五千年之久，则因其常有一未发之中之存藏，乃亦常有其已发之和之呈现。若从后起道家神仙方士言，则人可有生而无死。从释迦言，则人当无生亦无死。从耶稣言，则人死后灵魂上天堂，又另是一生。儒家言中和，则生是一已发之和，而死当为一未发之中。推此言之，则今乃一已发之和，而古则为其未发之中。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天人古今，一内一外，此即一阴阳和合之大道。

    朱子诗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沈。”牺农黄帝以来五千年，古圣先贤之前言往行，其犹传今世者，皆旧学，此皆已发之和。内存之己，则皆未发之中。世态已变，人事非旧，凡所交接而引生者，则皆新知。求其发而中节，则贵能涵养，非旧学之邃密，又何以致新知之深沈。人生非尽于一世，则人之为学又岂限于一己。是则我之未发之中，不仅赋于天，抑且传自古。古之旧，实亦即我之天。此则今之中，亦即古之和。古之已发乃在外，而我之发于内者，则唯求加入此一外。此则外为主内为客，岂不成内外之倒置。内外可以倒置，而天人亦可互易。凡我之所发，而外及于人与物者，我若转为之天，则天人亦成倒置。孔子之为至圣先师，不仅为后人之天。即自牺农黄帝两三千年来之古中国，迄于孔子，而得会通融合，而成一大和，则孔子亦不啻为古中国之天。是则有人始有天，有已发，始有未发。自然之与人文亦相倒置。有此人文，乃始有此自然。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大中至和，乃无可分别，而自成为一体。故我之为我，不仅顶天立地，乃可旋乾转坤。周濂溪之所谓圣希天即此。如此而立大中，致大和，人生而达于此境，则更复何言。此宁不为人之大欲所在。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修亦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能修道立教，斯即人而即天，内而即外，亦即是和而即中。而岂语言文字之所能分别而解释之。反而求之己心，则大学之所谓明明德。故朱子言新知涵养转深沈。岂当前一事一物之知所能当。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司马迁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学者其深体之。

    今人慕效西化，分别天人内外，务求由内克外，以人胜天，以今蔑古，以新破旧，以己凌人，则又何可与语此中和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