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 辨新旧与变化

    中国重守旧，西方重开新，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一相歧点。所谓新旧，对象不同。一对器物，一对生命。器物旧则变新，如衣如屋，新以替旧，此之谓变。但属非生命。人身乃生命所寄，但亦同是器物，全身细胞不断在变，新陈代谢，全非故物。但其生命则一线相承，我仍是我。自婴孩至成年中年老年，有成长，有变换。一衣一屋，七十年均嫌老旧。生命得七十年，岂非人所想望。

    抑且不止此。世代绵延，生命相传，此则为大生命，中国人称此谓化。中国人言，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又曰“赞天地之化育”，天地言化不言变。中国人观念，天地即一大生命，化育皆生命所有事。变则不同，器物可变，而生命则不可变。

    中国人又言“通天人，一内外”。孤男孤女不生，必男女和合通为一体乃有生。故生不由变，乃由化。夫妇为人伦之始，夫为妇外，妇为夫外，夫妇和合即是一内外。人必分男女则属天，故夫妇和合，亦即通天人。父母生育子女，乃有老少之别，老属旧，少属新，非有旧，何来有新。旧亦仍在新中，此之谓化育。故人生必在通与一之中。

    人有男女，禽兽有牝牡雌雄。人由猿猴化来，生有人，仍有猿猴，此亦一线相承。非可谓由猿猴变为人，故有开新，仍有守旧，而守旧中亦自得开新。

    植物草木不显有牝牡雌雄之别。微生物更显是浑然一体。两性分别从一体来。同一生命，一线相承，故曰化育。而天地则为化育之本，苟无天地，何来此生命。生命从天地化育来，有生无生，亦浑然一体，乃谓之大自然。

    中国阴阳家，分阴分阳，谓阴阳和合乃生天地万物。又分五行，火木属阳，金水属阴，土则得其中性。如此则一切无生有生皆浑然成其为一体。人生亦在此一体中，故必通天人一内外，而始全其生之真。

    中国为一大陆农国，人民日与大自然生命相亲，故其五千年来历史，亦唯见其生命之悠久而扩大。西方希腊乃一半岛，离乡越海，以商为生。以货品贸易赢利，故其视器物较生命益相亲，生活乃若仅为娱乐享受。后起诸国亦尽承希腊传统，科学发展，四海如一家，而诸国间仍各分立，实则有国一如无国，与希腊之城邦亦无大差异，故个人主义与唯物史观，成为西方人生之骨干，亦即西方人生之中心。于是贫富强弱贵贱，乃成为西方人生中一大分别。此亦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一要端。

    人之生命，千古如一，故后人必当奉前人为榜样，唯日新其德，以趋赴其所理想。孔子生周代，其时最高榜样为周文王与周公，但文王为开国之君，不可学。故孔子之志，唯在学周公，所谓乐天知命。但到后，乃知周公也学不得。其为鲁司寇，不得行其道而去，周游列国，归老于鲁。后代国人遂不学周文王周公，而群学孔子。孔子遂为中国此下两千五百年来之至圣先师，永为后人作最高之榜样。孟子所愿则学孔子。若谓孔子为旧人，孟子为新人，则人类之学，乃为以新学旧。前起之旧，又何得学后来之新。是则守旧即是开新，开新亦即以守旧。二者间，实无甚大之区别，而能融为一体，新人生中存在有旧人生，而日进无疆，以日新而又新，此始谓之真人生。

    孟子曰：“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讲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人之日新其德，可以上跻于天，而使人同与神。其上跻天而为神者，则为人之德。德则赋于天存诸己，中国人之所谓乐天知命即在此。

    生命至广大，至悠久，又无疆。其所表现于动植物者至有限，即人类亦然。孔子孟子所表现，亦限于其时其地，不啻如一鳞一爪。中国人对生命之最高理想，则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赞天地之化育，以一己之小生命，融入自然大生命中，而成其为无限。在此必有一榜样。孟子言友一乡之士，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更进而上友古人，其榜样亦益高益远，而吾之生命乃始得以日新。若限于其躯体，则亦一器物，而生命乃日以狭小短促，无以达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西方个人主义与唯物史观近之。

    人类生命有其悠久之绵延，亦有其宽广之展扩，断不当拘于一己之躯体以为限。农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毕生以之。百亩之田，亦即其生命之所寄。夫耕妇馌，幼童放牧牛羊，耆老看守门户，一家五口生命融成一体。祠堂坟墓，邻里乡党，死生相承，戚族相依，生命扩展，乃成姓氏。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世代如是。天地大自然，亦融成一己之生命中。故农人之安土重迁，自有其内在深藏之生命意识，为之作主张。由是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顶天立地，皆归并入其生命之范围。同此天地即同此生命，乃始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千古之士之分别。皆由其生命之悠久宽广而有异。

    生命有大小，而必有一中心。庄周言“超乎象外，得其环中”。生命乃超乎躯体形象之外，非器物之所能限。然每一生命自成一环，而有其一中心。有此中心，乃得成环。人生中心乃其己。故中国儒家主为己之学。群体生命必以各自之一己为中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即立于其群，达亦达于其群。必立之己而达之人，一己之生命始为群体大生命之中心。群体生命绵延展扩，无疆无极，而一己之小生命乃亦由此而不朽。

    董仲舒言：“求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文化重道义，西方文化重功利。唯其重道义，故能融器物于生命中，而成为中国之艺术。唯其重功利，生命乃泯没于器物中，而起有西方之科学。中国于群体言风气，西方于社会言经济。风气本源人心，乃生命之表现。曾国藩原才言，“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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