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 传统与现代化

p;   故知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尽在记忆中，即尽在传统中。唯此一传统则势必现代化，亦不得不现代化。但此一传统只存在于我之以往记忆中，而现代化则属外在未来之遭遇。记忆在我心之内，由我作主。遭遇在我身之外，非我之所能主。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君子不谓之性。”中国古人分人生为两大部分，一内在之性，人身五官四肢各有性。又一则外在之遭遇，是为命，因其非我所能主。身之对物，此外在部分之关系实较大，人生对此部分不当尽追求，亦不能尽负责，推而外之诿之命。孟子又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君子不谓之命。”此一部分中亦有命，如父母不能自主当生何等子女，子女亦不能自主当由何等父母生，此实命之大者。然父慈子孝各有性，性则内在于我，能由我自主，不当诿之命，而己不负责。如舜之父为瞽瞍，既顽而母又嚚。然舜克尽其孝。又尧舜皆不以天下传其子，而传贤，实亦尧舜对子之慈。子既不肖，不能当天下之重任，传之位，亦适以害其子，于子何益，故尧舜不为。此一部分，非心之对身，乃心之对群。中国古人必教人在此上努力，而其本原则各在其一己之心性，亦无人不能由此努力者。近人争言自由，唯此乃人生最大之自由。近人又争言平等，亦唯此乃人生最大之平等。不仅人人自由平等，并亦对内最能独立，对外最能博爱。中国人所重之人生道义，亦尽在此。

    近人又怪中国人不能在物质上求进步。其实物质生活之进步，非即人生之进步。如我生八十五年前无锡啸傲泾之七房桥，今居台北士林之外双溪，以两地八十五年来之种种物质状况言，确是大为进步。但我扪心自问，实不敢说我之晚年，心地人品，比我童年亦相随进步。若果人生全视物质生活而定，我何待自己努力进修，只再求移居美国，或居旧金山，或迁纽约，岂不较今即为进步。抑余思之，余亦决不敢谓八十五年前啸傲泾居民尽较八十五年后当前之外双溪居民为落后。以心地言，以人品言，或多转胜于今日。每念我父我母，如在天上，余唯自惭不肖。然以物质生活言，我父我母往年生活，何能与余今日相比。中国古人亦非不求进步，唯主要更在求为人之进步，故必论心地，必论人品。物质人生则在其次。

    如言饮食。孟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易牙乃是古代之善烹调者，如使易牙生于今世，其所烹调，仍当为人人所同嗜。今世非无善烹调者，如其生在古代，古代人亦当同嗜其烹调。今日鸡鸭鱼虾果蔬百种，仅求大量生产。就余一人之口味言，终感往日童年啸傲泾所尝较今日外双溪所食反更胜。我母亦擅烹调，一盆一碟，一肴一馔，皆慈母所制。又有种种腌菜腊肉，皆经慈母手制，美味无穷，至今难忘。较之今日进大餐厅，大宴会，人生情调终觉不及往日。今日享有一席宴会，当费八十年前举家一月一年之所费。而宴会方毕，淡然遽忘，大异乎往时童年在家一日之三餐。此种人生，究为进步与否，凡有心人，皆当问之己心再自论定。

    目之于色，有同美如子都，女性则如西施。此皆天赋，绝难模仿。要之，今日之美人，未必进步胜过古人。抑尽人亦不妄想嫁夫必如子都，娶妻必如西施。西方人好言恋爱，然又谓结婚乃恋爱之坟墓。又言恋爱非占有，乃奉献。中国人重视婚后生活，犹胜于婚前恋爱。离啸傲泾余家不五华里，有东汉梁鸿孟光隐居古迹。每值清明，四围十里内，谒拜者毕集。梁鸿孟光之故事，乃深入余童年之心中。此后能读西方文学中之恋爱小说及剧本，又看电影，积数十年，乃终不忘梁鸿孟光之为夫妇。即在此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之一节上，亦不得谓今日男女皆已进步，超出古人如梁鸿孟光之上。唯论物质生活，则梁鸿孟光自不能与今人相比。

    耳之于声，亦有同听如师旷。音乐歌唱，此在今日尊为艺术。艺术亦在生命中，虽可与年俱进，亦不得谓今人必胜于古人。西方人亦不谓其今日之造诣必胜过三四百年前之维也纳。又西方人对中国烹饪美术两项，皆知爱好。中国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以往传统竞致不满，群肆诟詈，独于烹饪美术两项，亦少批评。唯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独于音乐歌唱方面，少所欣赏。即如平剧，亦中国近两百年来一大创辟，继元剧昆曲后，一新放之奇葩，全国雅俗同所爱好。即以梅兰芳一人论，亦平剧旦角中一大人物。余曾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之第一册，知其初上舞台，即已成名，而虚心好学，努力求进，终其生不懈。剧场布置，上海远胜于北平。但梅兰芳表演，不闻亦以在上海为胜。此见进步主要在人不在物。好剧者，宁在北平听，不乐在上海听。此中意味更难言。中国剧一独特处，正在其排除舞台上一切布置，求能更表现角色之演技唱技来。

    程艳秋亲受业于梅兰芳，然程之身裁体段，与其歌喉声带，绝不能一效其师。乃自创新风格，新腔调。寓居北平之好赏平剧者，特为程艳秋创作新剧本，谱为新曲调，乃使梅程各擅胜场。此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其先例。如唐代李杜之于诗，韩柳之于文，亦复各就性近，分立疆界。杜为诗圣，乃指其代表传统之正。李称诗仙，仙非中国人物之正，出奇制胜，自创风格，而不害其传统。韩柳亦然。前之有陶潜之与谢灵运，后之有苏东坡之与黄山谷。其他不缕述。梅兰芳犹杜甫韩愈，程艳秋犹李白柳宗元。中国文化精神最重在人，而人又重在其性。较之西方文化显有不同。如莎士比亚乐府，至今为西方人所崇重，四五百年来，所创剧本更无推在莎翁之上者。是西方人亦认进步在人不在物，与中国同。然西方人推崇莎翁之剧，远胜于舞台上之演员。而中国则舞台演员其受人重视得人欣赏，乃更过于所演剧中之人物。梅兰芳唱生死恨之韩玉娘，程艳秋唱锁麟囊中之薛娘子，演剧者脍炙人口，造剧者转不被尊，此已异矣。至今此两剧仍流传，演唱不绝，然梅兰芳之为梅兰芳，程艳秋之为程艳秋，则千古杰出，使人向往。纵或有人演技能超梅程之上，而梅程之为梅程，则依然无伤，此乃中国文化精神之最特殊处。古今诗文名家，何止千万，然李杜仍为李杜，韩柳仍为韩柳，不闻必先打倒李杜韩柳，乃为能创新格。此即在西方亦然。文学艺术史上，有了新的进步，仍保留旧的未进步者。国人倾慕西化，于中国旧传统中歌唱名角中心爱好，而信念不能树立，则爱心亦日趋淡薄。亦有稍涉藩篱，即昌言改革，唯变唯新，是所膜拜。不知变与新当求之内。梅程几十年舞台生涯，何尝不日变日新。求梅程之进步，亦当在梅程之心地人品上求，始可得其进步之真处深处。文坛上起一李白韩愈，则文风自变自新。庄周言：“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则变与新皆在己，舍己而求，又何变何新。

    二十年前有电影明星凌波，以黄梅调唱梁山伯，一时听者如醉如痴，群情拥戴，凌波一如天神。此如游子离乡，老大回家。电影是现代化，而梁祝故事及黄梅调则属旧传统。耳之于声有同听，有不知其善而善者。然此一路之发展，终亦停下，不再继续。又有李小龙，在电影中以演国术获西方人欣赏。李小龙已死，而此一路线，则继涨增高，至今未已。自心不敢有好恶，唯以异邦人他心之好恶为好恶，尚何艺术可言。孟子之所主要提示者，乃在此人心之同然。所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如易牙之烹调，则莫不同嗜。师旷之歌吟，则莫不同听。推而大之，彝伦大道，治平大法，人生日常亦有同然。如伊尹，如伯夷，如柳下惠，己性非不同于人性，贵其能善尽己性，止于至善。又能大而化之，则如孔子。故孟子曰：“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其所追求，不在外，乃在内。尧舜性之，汤武反之。自诚明，自明诚。天人合一，孔子自知天命而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己，而矩在外。方者必同此矩，善者必同此性。中国人之理想人生正在此。

    人自婴孩，以至幼童，具此心，未必识此性。从长者以为学，长者亦必有学。教子义方，乃父母之慈。然义方必待学而知。故学烹调必从易牙，学歌唱必从师旷，学为人则师圣贤。方人之自婴孩幼童而至于成年中年老年，何尝不始终在现代化之中。有不欲其化而不可能者。然化则必有一预在之境，此境乃不先知。果仅从俗而化，则达于耄耋，回念婴孩时，年龄已过，时代已易，日变日新，生已非旧。我之为我，不复存在。此诚人生一大悲剧。

    西方人信有灵魂，死后上天堂。物质人生之日变日新，至是可一笔勾消。世界有末日，但科学日兴，宗教信仰日淡，人生在世乃唯求在末日前之眼前享受。世界末日虽未至，个人末日则转瞬而临，不容逃避，亦不容存疑。中国人想像不在此。西方乃个人主义，中国则为一宗法社会。百亩之地，五口之家，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百世不绝。于日变日新中有一大传统，即物质人生亦在其内，并无止境。若论精神人生，父慈子孝，千古同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人与人同类，则一人之孝可以传于千万世之人人。大舜已死，大舜之孝尚在斯世，此亦犹舜之灵魂不死。人间世即是一天堂，舜之死后灵魂，岂不犹常在此天堂。故在中国不必有如西方之宗教。中国人言德，德者，足于己无待于外，故曰自得。西方人言得，必求之外面物质界，故重物质人生。中国人言得，则求之一己内在之心性，故重精神人生。故中国乃以心性教，不以灵魂教。灵魂属个人，心性则属群体。个人物质人生重空间，群体精神人生重时间。此乃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大相异处。

    今论心与物之关系。大舜若生今世，亦当为其父母供一切物质人生之享受。物质世界日变日新之遭遇，凡以尽我心而已。此物质世界，可以日新日变，此心则一保恒常。果使吾心亦日变日新，我不为我，则此物质世界转将不见其变其新。唯此物质世界由个人主义操纵，则日变日新而有原子弹杀人利器之产生，而犹日求其进步，世界末日终不可免。然又岂得谓人人乃必同具此杀人之心，以与生俱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决不能谓杀人之心人皆有之。科学发明而至原子弹，可谓心之逾矩矣。其实科学发明亦何待原子弹而心始逾矩。

    故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理之探讨，一是以人本位主义出发。在人本位之立场下，尤以探讨人心为主要，更尤以探讨人心之所同然为主要。此一人心之同然，由空间言，山之陬，海之涯，凡有生民，则无不同具此心，即同禀此性，唯因所生地区不同，而容或有异，则待教育修养之功。故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则中国人之重视人文道统，尤过于自然血统。诚使夷狄尽进于中国，则为世界之大同。苟其不能骤企于大同，则犹可得小康。一国同，斯为一国之小康。一家同，斯为一家之小康。亦求一人之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亦即为一人之小康。

    以时间言，则上下千古，时代屡有变，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仍不变。天如此，地如此，人亦如此。果其此性不变，此心不变，有其同然，有其常然，则先知先觉宜可修身以俟。藏道于身，即亦传其道于世。历之千古而不惑，质之圣人而无疑。此为中国人之一种大乐观，并可随时随地随人而加以证实。即此瞬息间，一心之存，已是把柄在握。一拳石成泰山，一滴水成巨海，当前一颗心，即证宇宙万古人生之大同。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此物此旨矣。其要则在己。故横渠又曰：“昼有为，宵有得，言有教，行有法，瞬有存，息有养。”是在己之肯为之力为之而已。

    故中国此一道最平等。人人有此天赋，人人有此能力，上下与天地参，而人与天地平等。人与人之间，又何不平等之有。又是最自由。彼亦人，我亦人，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非己不能，乃己不为，此非最自由而何。又最博爱。跻一世于大同，开万世之太平，爱之博，又何逾于此。又最独立。关键则在当前之一心。故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道问学。”要端则在能尊一己之德性。

    天地君亲师五字，在中国两千年前已有。唯其有此道，故人得与天地参。亦唯其有此道，故师得与君亲伍。古人又言，“能为师始能为君”，则师道犹高出于君道。道统犹高出于政统。孔门四科首德行，师道最先亦在德行。不唯孔孟儒家为然，即墨家道家亦无异。庄周内篇人间世之后，继以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有德始为师，能为师始为王。儒家言尧舜，墨家言禹，皆在此人世有德为师始膺此帝王之选。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即人之德性，十室之邑皆有其人，皆从大道来。故自天道以至于人之忠信，皆一统相承。绝非有了忠信即失去了道。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其尊传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此则其主现代化。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道家主小国寡民，绝学无忧。于帝王，则尊尧舜前之黄帝。于宗师，则尊孔子前之老聃。轻视道统，必求挽此世运，以返之上古原始淳朴之境。故不贵有道问学，而唯求尊德性，则亦仍以德行为本。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凡一切学问思辨，莫不为行，即人生实际作准备工夫，亦可知。

    其他如诗三百首为文学，书与春秋为史学，先秦百家为子学，亦皆尊师重道。其道则俱为人本位。人道中有师，其含有一种教育意义，则仍无大异。西方古希腊如荷马之文学，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哲学，则同为一种道问学。要之，非尊德性，非与中国之师道相一致。所师在学，不在道。在知识技能，不在德性。唯待耶稣起，乃有一种教育精神。然乃宗教信仰，亦不同于中国之师道。故宗教家乃在君亲师之外别有一格。而西方中古时期以下之教育，则全从宗教来。迄于近世，乃有国民教育，则从君道来。为一国民，异于中国理想之为一人。近世西方大学教育，宗教信仰亦转淡薄，仅求为一学者，亦非教育其为一人。宗教为神本位，科学乃物本位，其他诸科，皆为政治本位或商业本位，皆非人本位，故亦不以德行为本。唯文学艺术则于尊重神与物及政治商业之外，而似稍近于中国人之重德性。唯其德性亦尊重一种特殊的自我表现，不以人心所同然之大群体之德性为本，则仍与中国传统有异。

    近代国人群言时代化，实乃西化。但西方亦自有传统，故中国近代言时代化，必反中国自己之传统，而不反西方传统。如言新文学，不反莎士比亚，乃至不反荷马，其他尽如此。然中国人岂能尽变成为西方人。求变于西方，究当变为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在西方，各有其习性传统不同。而时代又不断在变，在其时代变进中有挫折，有阻碍，亦将莫不回顾已往，求之传统。如中古时期后有文艺复兴，现代有复兴宗教之想望。亦如老人衰病，每追念童年生活，此亦人心所同一极自然之现象。倘我中国人，亦能自随其已往之传统德性而为变，则在此时代化中，尚可容有中国传统之存在。中国人所重，在人心之同然。故当婴孩时，则有家庭教育。夫妇父母兄弟三伦，皆以教育其一家人心之同然。及其壮年成丁，出至社会，则有国家教育，君臣朋友两伦，皆教其一国人心之同然。其贤且俊者，则有圣人之教，以教其千古相传人心之同然，而进于世界大同与天下太平。今日则群慕西化，争尚个人主义，夫妇父子尚无同然之心，唯耶稣教上帝一神，乃使为人心所同尊。自然科学所研究之一切有生无生物，如电如磁，如洋老鼠，如小白兔，亦皆有同然之心与性。实验所指示，无可加以反对。而人生一切则除法律规定外，乃尽得自由。中国人已往五千年之文化传统，乃全无一回顾之价值。故使中国而现代化，则只许有现代中国人，乃不许有古代中国人。譬如人当青年期，绝不许其有婴儿期。及至成年期，又绝不许其有青年期。婴儿青年期早已过，乃不许其内心之记忆存在，则人生岂不全成为无中生有。试问西方人生亦果然欤，抑亦非欤？

    现代化亦可有种种不同，耶教外尚有回教存在。欧洲人外，尚有阿拉伯人存在。则在现代化中，亦自可有孔子与中国人之存在。近代中国人高呼现代化，当于自己传统有其一番记忆与回溯之心情。然乎？然乎？则又有明日现代化所当企足而待。似当不必一概抹煞。

    涓滴之水，可以成溪涧。溪涧汇为江河，江河汇为海洋。海洋所积，亦唯涓滴之水而已。涓滴之水可以解渴，溪涧则可以淹人死，江河溃决为害益大。禹治水使江河仍为江河，溪涧仍为溪涧，涓滴仍为涓滴，而不见水之害，仍存有水之利，人生乃以绵延而无尽。

    人持刀杀人，斯为大不仁。然执刀杀人，仅限于近其身旁之人。持一枪，则可以杀远离身旁之人。改用大炮，乃可同时杀多人。人类自发明原子弹，美国人投之日本之广岛与长崎，杀人数十万。使此投弹者，手持一刀入广岛长崎，逢人即杀，尽日夜之力，所杀数千人而止。苟使其人不患神经病，亦无可连续杀此数千人。今唯一举手，投一弹之劳，死人数十万，其人尚缥缈在云中，或已驾飞机返，曾未稍动其心，乌得谓仁与不仁。

    科学发明乃自然之理，依中国人语，亦可谓之是天理。然则近代人乃假天理杀人，人何以堪。今日之世，非洪水为灾，亦可谓是机器为灾。人生方赖于机器，而人力则微末之甚，人心则尽用在发明机器上，尽用在假天理以杀人，人又其奈天理何。

    使有大禹复生，其又何以治此天理之灾。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今日世界各国尚未全拥有原子弹，一旦世界第三次大战起，势必为原子战争。则不拥原子弹之国家，或反可少受其害。则今日所谓落后之国家，其受祸或亦将落后。此即观于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之往例而可知。大禹治水，亦从未受灾处著手。三过家门，亦即其未受灾处。唯未受灾处乃能救灾处，亦唯未受灾人乃能救灾人，此则决然可知。若竞以灾为福，则无灾可救。今举世所竞称之现代化，不如更其名曰将来之时代化，庶乎更有其意义。仅顾目前，不计将来，斯则其为害必更大。

    要之，重物不重人，乃当前人类大弊所在。救弊者亦唯当奉此为最大之原则，外此则无足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