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 道义与功利

称西方学者为专家，有行无藏，不待用于政治，与中国之家言大不同。如哲学，本其一人思想著书立说，即以行世。亚里斯多德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师柏拉图早亦著书立说行世，亚里斯多德承之，亦如其师。哲学非政治，故仅言真理。倘亦一守师说，依样葫芦，则不自成家。故西方专家之学，正如西方父子分财，各成一小家庭。非如中国大家庭制，子孙对其父祖以述以尊，世世相传，始谓成家。故中国贵守旧，西方贵开新，此为中西双方学术上一大异。

    中国人之道，贵在用世。时代不同，则道亦有变。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故学道贵能用世，非为世用，故曰君子不器。孔子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不行则藏，所藏乃其道。不用吾道，乃为舍我。西方人重才艺不重道，才艺乃方法技巧，仅求供人用，最要如科学。不适用不时髦，则为不成学。中国长生家言，实亦如西方之科学。但他人不信，己可独守独行。西方文学如小说剧本，乃亦如商品，必讨他人欢。不时髦则废弃，非可藏。中国文学则必藏有作者之生命与个性，故亦可谓以文学作品藏其己。如屈原离骚即是。宋玉则仅慕效其师之为文，非有藏，故不如其师之成家。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壮夫不为”。乃为易传法言，始有己可藏。故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柳宗元虽不倡言如韩愈之愿为人师，但其为文亦有藏，与韩无大异。其他中国文学，上乘名作皆有所藏。

    今言哲学思想，儒有用行舍藏之两端，墨家偏于用，故曰“非禹之道不足以为墨”。禹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墨则视人之父若其父，用世之心太过偏切，非尽人所堪。道家则唯主藏。楚聘庄周为相，庄周辞以愿为涂中曳尾之龟，其不求用世有如此。老子则并其人之详而不知。易传中庸以道家言加入儒学，亦并其作者而不知。故此下中国传统，乃儒道兼融，儒为主而道辅之。

    东汉如严子陵，垂钓富春江，其人应属儒，而大似道。三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人亦儒而道。西方之学非深本于人性，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思所论，皆在其一身生命之外。读其书，非可得其人。全部西洋史，一切科学文学皆然。即如宗教，亦可谓耶稣信己为上帝独生子，实与耶稣之己无关，道在其父上帝，不在己。与中国人之言孝道，道即在子，大不同。并尚不如中国墨子，视人之父若其父，而孝道则仍在己。故非上十字架，即无以见耶稣精神。西方人重客观，全部西方史一切人事，皆依著于身外之物质上。即己身亦一物质。亦可谓有物无人。故其人生，乃有变无常，有行无藏。

    中国社会之士精神，随时有进退。最堕落，在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士道复兴，已在开国后五六十年间。清代人著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前诸人皆是。最先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希文，而实当以希文为最要。范希文生已在宋开国后三十年，父早死，母再嫁，后父朱姓，希文年长复姓范，读书苏北长白山一僧寺中，断齑画粥，晨去暮归。考试得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语见于严子陵祠堂记。是希文初未意获仕进，而已志在天下，亦可谓如伊尹之任。及其任宰辅，两子仅一袍，不得同出外。又创设义庄制，使同族中孤儿寡妇皆得育养。千年来此制遍行全中国，实为中国农业社会一共产制度，影响之大莫与比。

    又有胡瑗读书泰山栖真观道院，在苏湖创办书院，其事已详于他著，此不赘。与希文两人，一仕一不仕。清儒为学案，首胡瑗及孙复，次乃及希文。实则希文长孙复三岁，胡瑗四岁，因看重隐退讲学者更过于出仕从政者之上，故如此。其实就当时情况论，则希文之贡献与影响，不亚于胡瑗。此下如司马光隐退十九年著资治通鉴，其对后世之贡献影响，又远胜于王安石之为相行新政。但其时贡献影响后世更大者，则莫如周濂溪，为一小县令，而著通书太极图说一小篇，又与二程兄弟短短作两夕之谈。此见用行舍藏，各适其时，相互间实无轻重高下之分，不必只以舍而藏者为高，以用而行者为下。亦不必以用而行者为幸，舍而藏者为不幸。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皆天道之流通，不须斤斤计较于其间。

    唯如最近世之新会梁启超，不幸而幼年即从师于康有为，名满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实迭有契悟。其为国风报，实已远胜于其先之为新民丛报。初仅知有新民，次乃知有国风。其在抗袁运动中，又能知晚清曾国藩之足可师承处。其后又知在野为师，自称二十年不再有意于出仕，此则亦近于知舍之则藏之一途矣。其在南京讲演，有提倡中国崇尚礼治之说。及其为欧洲战役史论又欧游心影录两书，与其幼年之醉心欧化者大异。又能发老子不出孔子前之论，乃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创古未有之大发明。唯其最后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仍未脱早年从师康氏之影响，此诚大可惋惜之事。但其为欧游心影录，则足可证明其思想之已有变。而惜其不寿，未能更有所深入。

    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从师康氏。此如韩非、李斯，亦误从师于荀卿。使颜渊不得孔子为师，则不知其成就当如何。师道之可尊乃在此。故千古人才，其性则赋于天，而其才则成于师。师道之可贵乃如此。然而即就梁氏之一生，已足开示吾人以无穷之契悟，则在吾人之善自反躬以求。如梁氏，其对当身则贡献小，而损折实大。近百年来之新风气新潮流，灾祸未知所终极者，则梁氏之影响实更大更广于康氏，此则诚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叹之事。

    故中国社会之重士重在道，不重其为器。在能用世，不在其用于世。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器晚成”。此则其能藏终贵于其能行。其行于当身，终不如其更能行于后世。此则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常识。所谓实至而名归，盖棺而论定，其中皆有精义，所当深究。

    （三）

    中国人常才德连言，犹其道器连言。德属形而上，才则形而下。德则相和通，才则相分别。德则藏之内，才则显之外。德为心对心，才则物对物。故尚道义则必言德，尚功利必言才。中西文化相异正在此。

    余尝谓西方人重事，中国人重人。实则重事即重其才，重人乃重其德。如尧、舜、禹之世，禹为治水长才，但使无尧舜，禹何得自竭其才。禹亦非无德，其子启方生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又其父殛于羽山，禹岂不孝不慈一意以功业自显之人。则其为德之厚，亦诚难言之矣。非有此德，亦无以自竭其才。而中国人志在尊德性，乃并薄功业而不谈。故多言尊尧舜，少言尊禹。

    叔孙豹三不朽，立德在立功、立言之上，此为中国古人一绝大见识，并世其他民族莫能逮。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才，公西华志在外交，皆分别专门之才。独曾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无志事功，乃见其德，而孔子与之。孔门四科，德行为先，言语政事文学为副，此皆尚德次才之意。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即须才，而为己则见为德。自此以下，凡有为有迹可见，皆归入于才。而无为无迹可见，乃归本其德。诸葛亮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矣。而后世犹必以管宁为三国第一人才，则中国人重德轻才之证，由此可见矣。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此正才与德之辨。闻一知二，乃其才。闻一知十，则其德。孔子自谓虽百世可知，乃即孔子之德。德在内，天之生人百世皆然。得之己，则百世可知矣。闻一知二，则对物之才。如知前则知后，知东则知西，能知成斯知败，能知直斯知曲。子贡在孔门，乃以才胜。而颜渊则以德胜。观于此章“回赐孰愈”之论，诚子贡评论人物方人之至言矣。今人则方震于西方人之才，又何以衡量测度中国人之德，则宜其读古书而全不知其所云矣。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为己尚德，则又何所信而述。信则当知反己以求。信即信其己，斯能信及人而有述。今人果知反之己，又认为要不得，必求变。则试问天之生我，又岂如今西方电脑之类之所能变。故古之学者为己，亦贵其能自信于己而不变。孔子之当其世而不变，宜亦于此求之。孔子又谓子贡亦器，但唯为瑚琏宗庙之器，非家常日用之器。又谓其不受命，义旨诚深矣。倘今人亦知畏天知命，则亦何有核子武器之发现。

    当年美国两度投原子弹于日本，可以预知美日战事之胜败。但何能知四十年后之美、日，又何能知更四十年后之世界。则所谓闻一以知十者，岂今日自然科学之所谓知者之所能及。今日全世界方群惊于为西方自然科学之知，乃至举世人尽不知世界明日之究将为如何之世界。则孔子之所谓虽百世可知，岂非乃大愚欺人之妄言。

    今再进一步言之。才实为一应付，而德则为一领导。事之来，必有才以资应付。事既过去，人生仍当向前。但外面事来则甚复杂，故才必分门别类，各尚专门，不相会合。西方人自古希腊起，即重才不重德。即如哲学文学，以至宗教，实亦皆重才不重德。故人生必分别相争，而不能和合成群，直至于今依然。中国人尚德，乃以一和通合一之性之才能来领导人，得于不知不觉中不断进步，乃有今日。故平天下观念，唯中国人有之。其他民族能事止于治国，而平天下则无其意想，其本亦在此。故中国人重视政治人物，重视帝王地位，而岂得以西方君主专制四字妄自菲薄。

    举世人不忘禹往年之大德，而求有以报之，此亦子夏之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可以见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于一斑。而又岂权力一语所得羼列其中。是则不明人心，不尊古人之德，又乌足以谈前古之史事。即汤之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亦何尝不见当时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今人必以秦代以后两千年为中国一帝王专制政治，亦见近代国人之德薄，不足以继承往古之传统。

    法国人重拿破仑之事功，而忘其为人。凯旋门之雄峙于巴黎，斯即见东西方人心理之相异。倘以伦敦西敏寺较之法国凯旋门，亦见英国国民性，尚较厚于法国。而英、法两国在近代西方史上之成绩，亦据可见矣。

    然则当今之世，欲跻一世于太平，得免武力兵火之争，得免贫富有无之争，而相和相安，以度此一世，其大本亦当建基于中国传统无为与为己尚德之学。改国民教育为普通教育，或人本教育，则使世人尽有志于为一人，不止为一国民，不止为一民族分子。必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观念，则庶乎近之。此则希有德者能畅发其大义，以待世人之共信，其庶或有福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