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操作与休闲

色，亦尽在其中。此亦中国文学一传统精神所在。故凡属中国之文学家，并不以文为生。换言之，中国人之学，皆属其人之品德，非其职业与行业。此如封建时代之农工商，其行业乃由官授，由公家廪给。其私生活则乃公职，非私业。中国社会中之士，实亦一公职，非私业。李、杜、韩、柳、欧阳、苏、陆，莫不有公职，莫不有其生计安排。其文学写作，则乃其闲暇生活之自由流露，乃其内在品德之表现发展与完成，绝不为其私生活之职业经济打算而有此写作。或讥韩愈受谀墓金，然此乃当时门第积习，此下亦因承不辍。较之今人一意骂祖，又何遽为非。愈亦岂为此而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非明乎此，则决不能知中国社会之特有情况，亦决不能欣赏中国文学之特有性格。中国历代有书画名家，亦岂如西方，有展览会公开出售，乃始有其作品之成就。

    中国社会亦有依赖文学为谋生职业者。放翁诗：“斜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千古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故事，也即一种文学生业。其事有似于西方，乃大为近代国人重视。其事虽在南宋，但已远有渊源。最早当始于唐代，而渐盛于金元以下。然元明两代之说部，如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亦多为其一生之休闲娱乐，而非为其身家谋生之一种勤劳操作。此则仍未脱离中国文学之特殊传统。唯不为作者自己生平性行作表白，异于屈原贾谊之所为，然言其写作内容，则仍有传统之递承。

    施耐庵避吴王张士诚之召，隐居淮北，其叙水浒诸英雄，既有官逼民反，亦有民逼官反。一面反对朝政之败坏，一面亦不赞同江湖之作乱。大旨仍宣扬其对当身时代一己之意见。而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描绘历史人物，纵其违失本真，有似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仍存有一种文化传统之大意要旨。通俗演化，使普遍民众共得了解，其用心亦在公不在私。如其阐扬关公之为人，道义昭然，五六百年来深入人心。有功社会，此不再述。如其描绘诸葛亮之纶巾羽扇，指挥若定，数百年后之京剧，其神情意态皆从罗贯中之演义来。如其坐街亭城楼上，一童一琴，弹弄泰然。城门洞开，两老头军坐城门外，诙谐作态，而司马懿大军竟不敢进空城一步。此其表现出一种休闲娱乐之人生，真可谓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逢。中国历代正史及各大家诸文集，几许大人物，惊天地，泣鬼神，遭遇著绝大艰难曲折，而竟以孔明城楼上琴韵悠然之心情应付度过，以完成其品德与事业。表出之于小说与戏剧，则人人易知。虽不能符合于文化深处之高度修养与其境界，而小说戏剧亦遂得由此而预于中国文学之林。

    中国后代文人，又常分咏渔樵耕读。柳宗元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渔翁之生事艰窘，不见诗中，而其所处境界之敻绝尘寰，则供后世读者想望无穷。其于樵于耕亦每见其如此。其于学者之读，亦何独不然。即如柳州之山水游记，下至欧阳永叔之记醉翁亭，苏东坡之赋游赤壁，穷途潦倒，仕宦颠沛，遭遇人生中之大失意，而文中所表达，又岂非休闲娱乐之一种至高佳景乎。

    只身行役，本非乐事。而唐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诗则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江枫渔火，月落乌啼，山寺钟声，后人诵此诗，莫不心往，乃以不能同尝此终夜对愁之苦味为憾事。又如杜牡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于是此清明之时雨，路旁之牧童，杏花村中之酒家，亦常在后人心中。路上断魂，乃亦同所向慕，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既已浑化融成一体，人生之悲欢离合，乃不如常情之所分别。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杀身舍生，尚所不计，勤劳操作，更复何言。岳武穆之赋满江红，文文山之作正气歌，其为大仁极义可无论。即诗人之对愁无眠，行路断魂，论其心情，亦何尝非孔门所唱修心养性之流风余韵。中国诗中乃别有天地，别有人生，此则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耳。

    故中国文化有其传统，有其端绪。历史文学皆然，而社会人生亦已尽在其中。近代国人慕尚西化，认为中国乃一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非可与现代欧美工商资本社会相比。于是遂认中国文学与其人物，莫非封建性、贵族性、官僚性，非现代所宜有。于是称中国文学谓死文学，唯后世晚起之白话章回小说，尚稍近西方体裁。而书中之人物生活，则仍为要不得。一如今人之意，不仅中国已往旧文学乃死文学，中国已往旧人生亦不啻是一死人生。此下则需有大炉灶，另加制造，则又谁来任此。

    近人尚犹推尊清代曹雪芹之红楼梦，乃有所谓红学兴起。贾宝玉、林黛玉之相恋，若有近似于西方。然本不为中国人生所重，亦非曹雪芹著书用意之所在。诗骚以下，历代诗词歌曲，亦多男女相恋。晚起之通俗文学，演义及戏剧中更多。余曾于论中国之悲喜剧中略抒其意。即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尽以托之狐魅，而极富人情味。中国人生之可贵，正为其人情味之到处洋溢，不择地而出。父子君臣忠孝大节，则尤人情味中之更深更大者。诗三百，首关雎，夫妇一伦又岂男女相恋而止。贾宝玉与林黛玉，亦当从中国文化大体系历史大传统人生大理想文学大宗旨中，加以衡论，于此亦始见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作意之所在。

    提倡新文学，先当提倡新人生，西方人生固是一新，但亦只是一异。中西人生如此，文学亦然。西方新文学乃从其旧文学中来，中国此下有新文学，亦当从其固有之旧文学中来。若单论中西双方之文学，则中国之变，实远多于西方，此又不可不知。

    元剧赵氏孤儿先传入西方，德国文学家歌德甚加欣赏，谓其时我德人方在树林中投石掷鸟为生。其实赵氏孤儿事起春秋，不在元代。此见双方文化演进深浅之不同。英国莎士比亚略与我明代归有光同时。归氏善写家庭乡间生活，琐情细节，栩栩如生。至今读之，犹如活跃纸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则身世不详，至今在英国仍无定论。故中国文学乃作者之内在人生，而西方文学则作者与作品可以绝不相关。若谓人生乃一勤劳，文学乃一娱乐。在中国则两者一体，在西方则两者各别，亦即就归氏与莎翁两人之生平而可知。此非文学相异，乃文化相异。两人苟易地而生，不知其两人之作品又如何。

    同时又有魏良辅，孤居楼上，二十年不下楼。此下两百年间，红毡毯上，亦歌亦舞，莫非魏氏之新腔，即所谓昆曲。甚至满洲入关，此乃民族兴亡一大关键，而社会上魏氏新腔，依然演唱不绝。“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即至近世，昆曲仍尚流传。较之歌德与莎翁，影响深远，当犹过之。今日国人则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诚使善得其神髓，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可另放一异彩。但归氏魏氏，何必轻之鄙之，定要其作品死去。民族自由，岂果如此。

    胡适之提倡白话新文学，曾有过河卒子一诗，以自喻其不后退之意。其实象棋卒子不仅过河不后退，未过河前亦不后退。抑且过河后犹得旁行，不如未过河时之只有前进。知象棋者多矣，但屡见称述胡氏此诗，旨在通俗，终未闻有讥及于此者。今日国人批评古人则太严，批评今人又太宽。或以古人已死去，乃可肆吾自由。今人尚活在，则犹得稍有顾忌。如此心情，距文学意境已远，可不再论其新旧之别矣。

    近代新文学运动从新文化运动来，亦可谓是一种新人生运动。人生当会通各方面，非文学一项可尽。文学新旧亦不专在文言白话上。胡适之白话文学史，其所举材料，亦远及汉唐以上。其实中国文学至少已有三千年，焉得无新旧之分。离骚楚辞之于诗三百即是一新，两汉辞赋又一新，建安以下又别为一新，此不详论。但新旧非即是高下是非之别。中西相异更然。中西同有新旧，西方非全新全是，中国非全旧全非。文学然，人生亦然。呱呱坠地，随时有新人生加入，乃弥觉旧人生之可贵。否则旧人生要不得，则唯有自杀，再做呱呱。今日国人对我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人生文学，正在努力向自杀一途前进。而此七十年来之新文学新人生，究在走向何处，此真我今日国人所当惊惕作深长思者。

    本文主要在讨论人生，亦即讨论社会，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皆所兼及。而勤劳操作休闲娱乐之当融为一体，则犹本文要端所在。幸读者善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