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中国文化中之五伦

    人伦二字，始见于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荀子亦曰：“圣也者，尽伦者也。”伦有理字义。人之相处，其间必有一些分别次序等第，谓之伦理。故人伦即指人相处之道与义。尽伦者，即尽其分别次序等第间之道与义，故人伦即人事，即人与人相处之道。

    人之处群，必有其配偶搭档，以相与共成其道义。伦字又有匹配义，有相伍为耦义。五伦亦始见于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亦言：“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两书所举相似，而以孟子为尤允。一则，人生必先有父子，有前后辈相续，始有人道可言。禽兽各自独立，父子不为伍，则群道终不立。故就人文进化顺序言，必先有父子，乃始有君臣，而中庸以君臣一伦占父子之前，此显不如孟子之允。二则，人有独生，无兄弟姐妹，则昆弟一伦不遍赅，孟子举长幼，兄弟亦已在内，此亦较中庸为允。

    亦有以夫妇一伦为人道之最先者，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中庸亦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等皆后起儒家说，著重于阴阳观，故特举夫妇一伦为首，又曰“有上下而后礼义有所措”，立言更为失当。儒道乃以礼义定上下，非为有上下始有礼义。

    其次当辨者，乃在人群相处之道之内而有此五伦，非于人群相处之道之外而别有此五伦。简言之，五伦在人道中，但亦不能谓五伦即已尽了人道。人之处群有其道，其在群中必有最相亲接，最相合作之人，相互成双成对，各为耦伍以处群。而如何处此耦伍尽其道，其关系为更大。故五伦各有对方，应各尽各职以合成一道。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即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孟子则合言之曰：“君臣有义。”父子之间，亦贵双方各尽其道，而孟子则合言之曰：“父子有亲。”凡孟子所举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此五者，皆是人类大群相处中所应有，唯特别在此五伦中，比较最易显出。如朋友有信，非谓处其他四伦可以无信。亦非谓处朋友一伦只要有信，而可以不亲不义无别无序。可见所谓五伦，乃就人类大群相处中，抽出此五项要端来设为五伦。又就每一伦指出一共同相处之主要标准，以教人对于对方之各能善尽其道。而在此目标下，每一伦之双方，又分别各有其应尽之道。如父子一伦，贵在能有亲，而父母一方曰慈，子女一方曰孝，在此双方之尽慈尽孝中而相互合成此一亲。其他四伦皆然。

    人之处群，必先无逃乎此五伦之外。人对此五伦，各有其应尽之道。推而远之，扩而大之，此处五伦之道，亦即是处大群之道。而此诸分别，实亦非分别，应知其背后有一大根本，实和合为一道。宋儒称此曰“理一分殊”。人之处群，贵各就自己分上，各就五伦所处，而会通到达于此理，又贵能会通和合于此五伦以外之其他一切人事而共成为一理。中国文化重实践，贵能从各自之切己实践中，透悟出人生大道之会通合一处。不在多言，而言之亦转有不尽。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讲五伦亦当知其一贯处，更当知五伦之道与一切人道之一贯处。

    先言父子一伦。孔子曰：“父父子子。”可见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双方对立平等，相互成为一伦。大学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孝与慈乃父子相互间所合成的一番相亲之情。此一种相亲之情，中国儒家奉以为人类相处最主要之基本大道。人若不相亲，何能相处。以不相亲者相处，徒增苦痛，终不能久。父子之间，正好能培养此一种相亲之情，乃可从家庭推广到国与天下，使天下人各能相处相亲，此为人类理想最终极的一最高希望。人在家庭中，父母子女各能相亲相处，此为人生理想最初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

    叶公问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有相亲之情，父攘羊而子隐之，即便是直道。若子证父罪，反远于道。道有曲直，曲处亦有道，非尽在直处。人之相处，固专是人与人，或个人与大群，而其间尚有种种差异，当分别各尽其道。中国人特设五伦之道之意义即在此。

    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又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推此义，父子之间不论善恶，善亦吾父，恶亦吾父。人情亦即是天理。瞽瞍之恶，终为舜父。舜为天子，瞽瞍则为天子之父，不闻为舜臣。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尧舜不传以天子之位，但不闻不认其为子。故父子乃天伦，定于天，非人所能变。

    或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欣然乐而忘天下。”皋陶为臣，君臣之伦，臣止于敬。舜命皋陶为士执法，皋陶唯有敬守其职，有犯杀人则执之，不问其他。舜则处父子之伦，瞽瞍虽犯杀人之罪，舜不忍见父之死而不救。然在君臣一伦中，舜又不当禁皋陶之执法。乃唯有自违法，自犯罪，窃父而逃。见父攘羊而隐不为证，其罪小。因父杀人而窃之以逃，其罪大。抑且舜为天子，弃天下于不顾，其罪更大。然而天下后世，皆曰舜之孝，更尊之曰至孝。杀人者死乃王法，父子天伦，而王法可以不顾。然则父犯杀人之罪，为子者皆可越狱行窃，负父而逃否？是又不然。舜为天子，若瞽瞍果置于法，是不啻由舜置之法，而又不能为父而毁天下之法，则唯有弃位而逃。若在凡人，父死于法，则哭泣收葬，哀祭尽礼，如是则已。此是天理王法人情，三者兼顾，而人情实又为天理王法之本。违情之法不可立，反情之理不当守，培养人情，则由父子一伦始。

    中国后人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此语乃从上引孟子语中来。父母尽可有不是，但就为子女者之心情言，父母始终是父母，不能因其行为有不是而不认其为父母。但亦不闻人言天下无不是的子女。则父子一伦，其间自有尊卑分别。又中国传统，教孝重于教慈。此孔孟以前已然。大率言之，慈可以有一限度，即此便算是慈。但孝则没有一限度，不能说即此便算孝。又且不慈可恕，而不孝则不可恕。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子”，正要在家庭种种不合理逆境中完成此一分孝。后世只闻称崇舜，却不闻责怪瞽瞍。只说闵子骞孝行，却不说其父母不是。此中亦有道理。兹试姑加推究。

    其一，慈属自然先起，孝则人文后续。父母护育婴孩，至少要经三年之劳。此下童年，仍需父母抚养，此即是父母之慈。若赤婴初生，即弃之田野。孩提之岁，即逐之门外，此始是父母之不慈，而人道亦将绝。故即就三年之免于怀抱言，此已是父母之慈。慈属天生，亦须经人文陶冶。而中国人则特别提倡孝道，遂成为中国文化一特征。

    其二，父母养育子女，待其成年，仔肩已尽。其自身则转入晚境，精力局衰，不应续盼其对子女有更多之努力。但子女成年后，则如雏燕离巢，羽翼丰满，高飞远走，天地方宽。若不以孝道相敦劝，恐兴风木之叹，徒增蓼莪之痛。故慈是人生自然现象，孝则必待人文教育培植。

    其三，人自幼年迄于成立，此一段时期，乃属人生之预备时期。最当就此时期教以孝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为人生大道，人在幼期年，在家虽孝，在其能力上，尚未能独立为人。但在其心情上，则薰沐于人生大道中，实已与为圣为贤，同一本色，同一践履。中国人提倡孝道，乃使人在其幼年期无力为人时，而早已在人生大道上迈步向前。他年成立，即可与其幼年时同一道路前进。此为中国人教孝一甚深渊旨。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何况人在少年时本有此天性，易成此习惯。只因幼年未经训练，此后踏入功利复杂之社会，反使失其最良善最宝贵之天性。是父母不教子女以孝，正是父母之大不慈。古人曰：“爱子，教之以义方。”孝正是义方之大者。

    其四，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以博文约礼为教，然博文之教，非尽人所能享得此机会。在为子弟时，无机缘从师受学者实众。而且博文仍必归于约礼，如孝弟，如谨信，如爱如亲，此皆约礼之在者。而为子弟者皆可受此教训。故约礼是小学，博文是大学，而约礼又是大学之最终归宿。其人虽未有进受大学之机会，但其为子弟时，于为人大训，已彻始彻终受过，此为孔门最高教育宗旨与理想所在，而教孝则其最先最高之第一项。

    故中国人提倡孝道，乃是根据人类心性而设施的一项特殊教育，其主要目标，注重在为人子女者之心性，并不是专对父母而有孝。故曰：“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人类教育由此开始，人类德性由此建立。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类如何善处其前一代与后一代，如何使人类能超越其年代间隔，而绳绳继继，在其心情上能脱去小我躯体之自私束缚，而投入大群人生中，不为功利计较，而一归于性情要求。父子一伦，教慈教孝，是此种教育之最先开始与最后归宿。并不在养成人类对家庭之自私，而实为养成人类群体大公无我之美德。

    孝之反面为不孝。若使人幼年在家做一孝子，将来处身社会，亦易成一善人一仁人。若使其人幼年在家即是一不孝子。将来处身社会，亦难成一善人仁人。中国人最认为唯有不孝不善不仁之人，其贻害社会特大。故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务使人自幼即不为不孝，以根绝其将来不善不仁之滋蔓，故教孝为人道莫大之先务。

    其次说到君臣。父子在家庭，君臣在政府，各为一伦，亦当双方对等，各尽自己一方之义务。故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对臣之义，臣有对君之义。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君凭高位，臣居下位，君臣职位有尊卑。故为君者，必知善待其臣。不论其臣为状若何，而为君者则必先以仁心待之。

    抑且君权位高，职责重。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则为臣下者之不正，乃为之君上者不帅以正之罪。人能反躬自责，此亦仁心之一端。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是则为下多盗，其罪亦在上。季康子又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不责风吹，却责草偃，事岂得理。

    孔子之论臣则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曰：“勿欺也，而犯之。”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言之尤显豁。又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又曰：“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齐宣王问卿，孟子对曰：“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此贵戚之卿也。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此异姓之卿。”齐宣王又问，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孟论君臣一伦大义。率俱如是。然中国自秦汉以下，君臣体位有一大变。秦前为封建，秦后为郡县，一君巍巍在上，全国受其统治。万民僝僝在下，无不受统于一君。君尊臣卑之势，远甚于孔孟时代，遂使后人论君臣一伦，每严于臣而恕于君。乃特提一忠字。与孝并言。忠臣孝子，乃若并悬为中国人做人两大标格。此已与孔孟言父子君臣两伦异。

    抑且孝专对父母双亲言，从不移作别用。忠字则为对人之通德，不专为君而有忠。论语云：“为人谋而不忠乎？”楚辞：“交不忠兮。”是凡人相交皆当忠。又当忠于职责。故吏以爱民为忠。临患不忘国，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皆为忠。又君亦当忠，故曰：“上思利民，忠也。”则人人当孝，亦人人当忠，中国人每以忠孝并言，又以仁孝忠义并言。教孝所以育仁，教忠所以全义。离了仁义，亦无忠孝可言。不仁不义，其孝是私孝，其忠是愚忠，皆是小忠小孝。小孝妨仁，小忠妨义，皆要不得。故此君臣父子二伦，皆当从仁义大本源上来践行忠孝，不当在忠孝小范围里来阻塞仁义。

    晏婴不死齐庄公，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然亦伏尸哭之成礼而去。义只如此，不死不便是不忠。庞籍为相，以公忠便国家为事。只忠于一姓一家者，非公忠。蒙古入主，及其亡，中国人亦有为之殉者，后世并不以忠许之。清之亡，亦有以遗民自处者，更为人所不齿。此皆所谓妾妇之道，不得以忠论。孟子又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凡言殉节殉忠，皆当知殉人殉道之辨。殉道可尊，殉人可卑。以强力迫人作殉者，更可恶。

    从另一方面言，中国士大夫，都带有一种反政府的传统气息。举其著者，西汉末，大家起来拥护王莽受禅。东汉有党锢之狱，魏晋以下，迄于隋唐，门第高过了王室。北宋诸儒鉴于唐末藩镇及五代十国之纷乱，最提倡尊君，但范仲淹、王安石皆得君信任，主持变法，而遭受举朝之反对。其间是非且不论，要之，反范反王，未必皆小人，而为臣者不闻专以唯阿为忠。北宋程伊川，南宋朱晦庵，皆遭伪学之禁。明代东林，亦标榜清议反朝政。其明揭贬君非君之论者，前有朱晦庵，后有黄梨洲。孔子曰：“不仕无义。”但后世极尊高蹈不仕一流。至于犯颜直谏，守正不阿之臣，散见史册，更难历数。此等皆能在君臣一伦中，发挥制衡作用。故中国自秦以后，虽为一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国家，历时两千年，而君权始终有一节限，不得成为专制。其误国召乱者，每为昏庸之君，而暴君较少见。儒家君臣以义之主张，至少已呈显了其极大之绩效。

    次言夫妇一伦。戴记孔子告鲁哀公，“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义”。孟子亦言“夫妇有别”。夫妇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人生中最相亲者无过于夫妇。此所谓别，乃指夫妇与夫妇间必有别，亦泛指男女有别。严其别所以全其亲。古礼叔嫂授受不亲。嫂是兄妻，叔纵未娶，亦当有别。中国人最重性情，其文化体系，亦一本性情而建立。夫妇之有爱，尤为人类性情之最真挚者，然必为之立礼别，亦如筑堤设防，使水流畅顺，而勿致于泛滥。若只言自由恋爱，则亦可自由仳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婚配，未必全是怨偶。仅凭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亦未必全成嘉偶。白首偕老，亦何如中途分张。中国夫妇一伦，骤视若过重礼别，其实际意义，乃为夫妇双方感情求保障。

    抑且五伦在其相互间，必求和通会合，不贵独立乖张。夫妇父子两伦，尤为密切，首当情礼兼顾。春秋时，鲁敬姜哭其夫穆伯，仅昼哭。哭其子文伯，则昼夜哭。孔子以为知礼。后人说之曰：“哭夫以礼，哭子以情。”夫妇易偏于情，故贵节之以礼。父子易偏于礼，故贵亲之以情。其间若有偏轻偏重，乃亦各有斟酌。戴礼郊特牲有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无别无义，禽兽之道。”此数语阐释父子夫妇两伦相关，极为深切明白。不严男女之别，则夫妇一伦终不安。夫妇不安，则父子不亲。人道至于无相亲之意，则义于何立。理智之计较，功利之衡量，法制规律之束缚，皆不能导人于义。中国古人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当知一切礼义皆必发乎情，而情之发则必止于礼义。夫妇一伦，主要正在此。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亦与郊特牲数语相发。

    中国古代，有出妻之俗，其起源当甚古。孔门亦有出妻，礼疏有七出之文，亦不知所始。七出者，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恶疾，六多言，七窃盗。论其大义，主要乃为顾全家庭，然亦多有不合情理者。如公仪休见其家织好布而出妻，汉王阳为其妇取东家树上枣而去妇，此皆过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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