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政治与社会

而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岂不如西方宗教，亦尊其教主于政治领袖之上。唯西方政教分，中国政教合，则中国之尊道统尤在政统之上，岂不中国为师者尤尊于西方一宗教主。唯唐代之尊孔子，其用意则不然。下至宋代，儒学重振，孔子高出于帝王，乃始不与周公并称，而以孟子继之，此诚宋人对中国文化传统一大贡献。不仅远超于唐人，但又不同于战国时代之百家言，亦不同于南北朝隋唐之老聃与释迦，实亦远超于汉人之尊经而上之矣。

    元代以蒙古入主，统一全中国，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大衰落。但社会则依然是中国社会。专以学术思想之自由一点言，不少大儒隐退在野，以讲学传道之大任自负。其有不免仕进者，如许衡，乃终不得预于道学之大传统。但元代统治阶层，亦知尊儒重道，亦承袭唐代之科举制度，则不得不谓是许衡诸人出仕之功。元代又于全国郡县中设书院，长官到任，必先到书院听讲，此犹是尊道统于政统上之遗意。科举考试，一遵朱子四书集注，其影响后世，乃可与汉武帝之表彰五经相提并论。此等亦皆许衡诸人出仕之功。故中国社会实际常在政治之上，而学术思想乃于社会中常保其自由，即在异族统治下犹然，亦信而有据矣。

    明代起，中国历史上又有两大新形态出现。一则士人多沿袭元代风气，不以仕进为荣。此在中国之道统上论，终不免有缺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不关心治平大道，终非中国道统之正。此须待东林讲学，始明白求矫其弊。二则明太祖废宰相制，则为中国治统上一大变。有明一代，亦无明白纠其非是者。直待清代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一书，始力陈其不是。此两大变，亦互为因果。士人既不关心政治，则在法统上，明太祖始有此废相之决定。然而社会自由，则明代法统亦无能加之以禁止。

    清代亦以异族入主，其治统一如蒙古元代。而社会自由，则仍沿旧惯。故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非社会有思想学术之自由，试问此匹夫又何得负天下兴亡之责。故中国传统政治，在积极方面之主要原则，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政治措施，一以民意为依归。在消极方面之主要原则，为对社会自由不加干涉，而学术思想之自由，则尤其主要者。私家讲学之影响，其力量常远超于国立太学之上。其他如门第兴起，如佛教流行，胥由社会培植，不由政府促成。即在经济方面亦复如是。牧民如牧羊，唯视其后者而鞭之。然如西汉盐铁政策，如对民间经济横加干涉，实则仍对民间经济作一开放，防止私家经济之独占，妨害自由经济之发展，此仍为政府对社会经济政策之一种民主精神，与专制独裁风马牛不相及。

    近日国人乃谓中国政治自秦以下为帝王专制，而社会则始终为一封建社会。不知西汉五经博士弟子毕业太学，为郎为吏，以组成一士人政府，此即中国民主政治一不成文之宪法。直传至晚清之末而不变。唯帝王一位世袭，而又有宰相制度辅其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乃由民间向政府争税额，要求政府每年预算决算必须公开，而民意代表则最先以纳税额高达某一程度为标准。仅在此一项上起争执。较之汉代之贤良对策，其意义价值何堪相提而并论。若谓中国是一专制政府与封建社会，诚属拟于不伦。

    西方文化体系中，有法统，无道统。若谓有之，则属宗教。然西方又政教分，神圣罗马帝国仅有一理想，未能实现。直至最近，全欧洲在宗教同一信仰下，可有数十国分立。大学全由宗教创始，与政府不相关。政府创办国民小学，此为社会属于政治，非政治属于社会之一证。故西方政治法统下之所谓民意，最先只在经济财富上。继之以普选，亦仅论多少数。多数即是，少数即非。计较在数量上，不在品质上。则人亦下同一物。唯物史观，乃可用来解释西方史，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史。“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故中国民意代表，唯曰贤良，曰博士弟子太学生。如是则中国社会除父母、子女、亲属之不平等以外，岂不又有知识教育上之不平等。但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则在道统上一属平等，而力求其品质之向上，则仍属人之自由。唯待个人之各自努力，此则为一种独立精神。

    故中国人求自由平等独立，主在求道明道传道上努力。而五伦之道，则亦人人平等，而可独立自由以求。在日常生活中之物质拥有上，则又力戒其不平等。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则财货纵有不平等，而每一人之品性行为则仍有其平等。在西方社会中，唯在宗教方面，乃始有自由平等。而宗教信仰，亦趋于组织化。罗马有教廷，有教皇教宗之选举，则宗教亦变成一法统。当年北方新教亦为反抗此法统而起，然新教仍亦不免于法统化。耶教在欧洲社会流传，自当接受其文化大传统之束缚，难以避免。今日西方学校亦全纳入法统之下，全归于组织化，为师、为弟子，皆有一定之资格与年龄限制。纵是一极诚之好学者，亦得在规定年龄下毕业。纵是一极高明教授，亦得在规定年龄下退休。中国社会终生以学，终生以教，乃绝无此限制。要之，西方在组织化与法统之下，乃有自由平等。中国人之自由平等，则在道，超乎法统与组织化之上。故唯中国，乃有团体中之个人，同时有个人外之团体。此个人与团体，同属道，非属法。同属形而上，非属形而下。故非经西方人昌言自由平等独立，中国人乃向不郑重言及于此。

    先秦九流十家中，唯墨家有钜子组织，近似耶教。然其风不久即息。流者，如水之同向于海。家则必有传，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始为成家。司马迁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成一家之言。”唯有传人，乃成家言。然师弟子之传，乃道统，非血统。乃人伦，非自然。而皆出自由，不加组织。孔子为百世师，非由一组织中选举得来。故中国人所谓道统，乃与政治上之法统大不同。道统亦有规矩，而非由法律。不从外面限制，乃从内自向往，自遵守。故既自由，亦平等。

    佛法东来，亦无组织。南朝四百八十寺，各自独立，各有自由，其上并无一总组织。初唐禅学盛行，五宗七派，尽属自由分衍，非有组织划定。宗如宗族之宗，即犹古代之家言。派则如水流之歧，即犹战国时代之有九流。孟子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政必主于人，人必主于道，故政统必尊于道统。又曰：“由人宏道，非道宏人”，故道统乃由人心所建立。处于内者为性，值于外者为命，故道即人之性命，而人之性命亦即是道。西方学校如英国之牛津、剑桥，可以绵亘五六百年，至今依然，此皆有一组织。中国书院讲学，即如朱晦庵、陆象山，皆一代大师，其道则传，其当身讲学之书院，则随其人而熄。所存则是建筑遗迹而已。此由无组织。然道则绝不在组织上。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又必有政党组织。但中国则君子群而不党，传统政治中无党。东汉党锢之狱，实本非党，乃由外面加以党名而锢之。北宋新旧党争，亦本非党，乃如近代人所谓自由意志之对立，亦互加对方以党名，非真结有党。故旧党操政，亦即有洛、蜀、朔之分，此亦有三派自由意志，非组织有三党。晚明东林党，起于东林书院之讲学。欲加之罪，乃以党名之。小说中有水浒传，梁山泊忠义堂一百零八位好汉，宋江为之首，然乃结义，非组党。以替天行道为标帜，则仍自居为道统。结义在五伦中为朋友，有道义，非法律。故自中国文化传统言，可谓有自由无组织，西方则称自由组织，乃凭组织争自由，此亦其一异。故西方之自由，内由组织，加以支持。外有法律，加以制裁。其真得称为自由与否，亦大有商讨之余地矣。

    元明清三代，漕运工人中有帮会，俗称江湖，乃以表示其非正常社会之所有。亦以明其在野，与政治无关。此种在野结合，战国时代有侠。或疑侠从墨来，唯墨有钜子组织。团体分散，为谋经济给养，海滨煮盐，深山煮铁，本非一种资本主义。而或与政治法令有违背，受压制。韩非书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实儒士发表言论，批评政治，乃一种思想自由。侠者自由结合，自谋生存，其来历或由墨家兼爱主张。皆非政治性，而具有一种道统之意味，流行在社会下层，而似有乱法犯禁之嫌。故战国时，儒侠并称。及西汉后，侠亦失其集团，而仅有以私人称侠者。如梁山泊，则又为集团之侠，不免以打家劫寨为生。至后起漕运工人之帮会，则为劳工集团，自为生活依赖，而有一种侠义之风流传其间，成为一集团。在西方社会中，绝不见有此等集团之出现。即现代西方之劳工结合，亦与中国社会之帮会绝不同。此亦是文化本质不同，无可强求其类似。

    中国之帮会，非有政府之高官严法临其上，而帮会中之一规一则，开拓及于数省数千里之广，绵亘达于数十代数百年之久，而遵守奉行之者，乃臻数十万，以至数百千万之众。抑且在内有其和，在外不见其有敌。在前有其向往，在旁在后则未见其有所逃避，有所抗拒与攘夺。中国国民性之坚韧与其柔顺，诚有难知难解者。此亦社会道统之一鳞片爪，实继两三千年之风气教育，乃得陶冶成其如此，而在上之政令法统，乃亦莫奈之何。

    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认为中国江湖帮会力量大可运用。但自西化运动起，中国一切旧传统尽遭废弃，即此种帮会亦不禁而自绝。中山先生言，国民党乃是革命党。此亦谓革命可有党，革命完成，宪法建立后，是否仍该有党，则未加明言讨论。三民主义理当赢得全国信从，自不该由一党来专政，反把三民主义的号召力运用得狭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上说，三民主义应是一道统，而不应仅成一法统，或仅为一党之党纲。西方政党，只在争法统权力，并无道统观念之存在。中国之政治传统，则凭于道统，而法统观念则仅成次要。

    近代国人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亦皆来自西方。其实中国社会上之自由平等已较西方为多，上文已略有申述。独立亦然。伯夷、叔齐与武王、周公同尊，此即尊其一种独立精神。孔子曰：“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人当在群体中能独立，但不当外于群体违犯群体以求独立。伯夷、叔齐之不同意于武王伐纣，其用心亦在群体，故孔子称之曰仁。能在群体中独立，始为真独立。孟子则尊伯夷为圣之清，即指其能不受外面一切污染，此即一种独立精神。清初有李二曲，居土室中，唯顾亭林来，乃得下土室相见。此种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精神，亦得谓之圣之清，乃可与三千年前之伯夷、叔齐后先辉映。李二曲之不屈仕于清廷，近代国人皆知爱敬。但伯夷、叔齐反对汤武革命，则近人不易同意。至于此三人，皆无意结合团体，从事反抗革命，而仅作个人表现，此则均不易得今日国人之赞许。可见如何来提倡独立，宜仍由文化传统之商讨，非可一凭西方式样为模范。

    在中国历史上，类此三人流芳后世者尚不断有人。即如东汉初年之严光，中期之梁鸿，末年之管宁，此等人物，真是指不胜屈。中国文化传统最重人之品格，而时不同，地不同，位不同，每一人之品格，则必具有一种独立性。其得称为圣之清者，虽不出世，而仍在群中，但实是独立。而其独立，则仍必在道之中，不在道之外。中国社会尊道统，但道必有己，故亦最富独立性。独立人物之在中国社会中，亦最得宽容，最受敬仰。孔子言：“过我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仅求群众化，摩登化，无个性，不能独立为人。能知人当各有个性，能独立，则相互间自见为自由平等。今日国人又好言突破，此语亦来自西方。但突破非独立，乃求超出于他人之上，或脱离于他人之外。若果突破了中国社会之旧传统，此下社会至少当为一无传统之社会，较少自由平等独立之社会。若以一意模仿西方为突破，则纵然说是突破了为古社会之奴隶，至少仍当为西方异民族社会之奴隶。又乌得谓突破。

    即如孔子，以一平民，平生以师道自任，自由来学者逾七十人。但一旦死，墨子继起，即以非儒反孔创新学派。此下九流十家，相踵继起，人持一说。儒墨虽为显学，亦仅其中之一二。秦始皇帝罢黜经学博士，焚民间经书，又禁以古非今，最为对儒家一重大打击。直至董仲舒贤良对策，始提出尊五经罢百家之主张，而儒术始独尊。然上距孔子之死已数百年。孟子之学本亦立为博士，罢百家遂亦废。直待唐代韩愈辟佛，自比孟子，然距孟子死已近千年。待宋代欧阳修出，韩愈始再见尊，王安石则仅提孟子，然同时司马光，则仍疑孟非孟。再待百年后，朱熹出，孔孟并尊之论始定。在此近两千年内，不断有人自由提出其主张，并不一以孔孟为尊。亦可谓孔孟道统，乃于南宋后始获确立。然朱熹以后，学术界仍是一自由，仍无组织，无会党。所谓道统，仍凭社会人物之自由独立精神，不断继起，不断宣扬，而亦不断有人加之以反对。朱子同时即有陆象山，继起又有明代之王阳明，皆非反孟而反朱。明太祖则又明白想要反孟。直至近代，乃又有批孔反孔之新潮流出现。凡此皆中国社会一种自由独立平等之旧传统之不断表现。果使耶稣生中国，无强大之教会组织，无教廷教皇之坚强支持，即耶稣是否亦能如孔子之见尊，而仍能成为一教主，其事亦仍待讨论。今日国人则谓孔孟道统胥由帝王专制之提倡，典籍尚存，史实明白俱在，何不一加审读。

    而尤有其异者，伯夷为圣之清，已与西方社会之所谓独立精神有不同。又如柳下惠为圣之和，乃以“尔为尔，吾为吾，尔焉能浼吾哉”为和。此尤与西方人结党为徒，以举手投票竞获多数以取胜为和者大不同。而伊尹之任，则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为己任，此又与西方为党魁竞选总统，以得代表人民为之公仆为己任者大不同。要之，文化传统既不同，则社会一切之有意义有价值之所在，尤将见其无往而各有其不同。斯又随处相异，有更仆而难加指数者。

    中山先生手创民国，乃亲以正式第一任大总统职位让之袁世凯。不久即洪宪称帝，毁弃此民国新法统于不顾。中山先生退居在野，完成其三民主义之构想。在广州建临时政府，又亲身北上，欲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而病死于北平之医院中。窥中山先生之意，似欲由其所主张之三民主义成为一新道统，以高出于民国新法统之上。而此新法统之最高位置大总统之职，则中山先生实非有意争取。及对日抗战胜利，制造民国第一部宪法，国人乃竟以美国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之三口号，来替换了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权、民生，而同亦称之曰三民主义。或尊美，或尊苏，多主以西方传统来替代中国之旧，似已成为中国社会近代一潮流。独中山先生一人，可谓有意承接中国五千年来之旧传统。运用其自由独立之新思想，来求中西双方文化之平等。故中山先生乃一依中国旧传统，以先知先觉自居，勉其信从者为后知后觉，而全国人民则尽归于不知不觉之列。此种意想，唯在中国旧传统中有之。中山先生纵不以孔孟自居，求之中国史，亦当如董仲舒、韩愈、朱熹诸人之杰出其伦类。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此下中山先生之影响终将仍待国人后生之自为抉择，而岂中山先生一人之力所能为。今日国人所群相推奉者，曰科学，曰民主，亦皆承袭于西方。民主乃法统，非道统。科学仅为手段，非目的。若谓西方道统在宗教，则又在天上，不在人间。若果谓法统之外仍该有道统，则中国之一尊西方，果将尊其政治为道统，抑将尊其宗教为道统，则岂不仍待我国人之自加论定。今国人又群相提出社会一观念之重要，则中国社会如余此文所述，亦究有深入研讨之价值否？此亦待孔子所谓可畏之后生任其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