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公孙丑，是孟子的弟子。当路，是官居要地。

    公孙丑问孟子说：“先年齐国贤相，桓公时有管仲，景公时有晏子，都能致君泽民，功业显著，后来无有能继之者。设使夫子今日得居要路，而秉齐国之政，似他这等功业，还可复自期许，克继前人否乎？”盖战国之世，崇尚伯功，多推尊管、晏，故公孙丑之言如此。孟子答说：“自古豪杰之士以道德功业显闻当世者，岂止是管仲、晏子二人？惟二人相齐有功，故齐国之人习于闻见，多有称道之者。今子亦以管仲、晏子为言，子真齐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岂知圣贤经纶康济之业，光明俊伟，有高出于管、晏之上者乎？然则子之期待我者亦浅矣。”夫伯者之佐，非不有高世之才，特其志于功利，而不纯乎道德，是以见小欲速，规模狭隘，而为圣门之所羞称如此。故论治者，宜以唐、虞、三代为法。

    “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曾西，是曾参之孙。蹵然，是不安的模样。先子，指曾参说。畏，是敬畏。艴，是怒色。

    孟子又辟公孙丑说：“汝但知齐有管仲、晏子，不知管、晏事功，固圣门弟子所羞称者也。昔者或人问曾西说：‘圣门有子路者，吾子自度与他孰为高下？’曾西蹵然不安说：‘子路在圣门，闻过则喜，见义必行，学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畏而推让者也，我何敢与之比方乎？’或人又问说：‘汝既不敢比子路，然则自度比管仲孰为高下？’曾西艴然不悦，说：‘你何乃比我于管仲？凡人出而用世，有做不成功业的，多因得君不专，行政不久。管仲辅相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君臣之间，志同意合，其得君那等样专；独操国柄四十余年，大小政务都出其手，其行政那等样久。若是大有抱负的，乘此机会，便须有大功业做将出来。今考其功业，不过九合诸侯，假仁义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则那等卑陋而无足观也。管仲之为人如此，固我之所深鄙者，你何乃比我于此人乎？’”盖有圣贤之学术，斯有帝王之事功。管仲识量褊浅，不知有圣贤大学之道，故其功业所就止于如此，所以曾西鄙之而不为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以，是赞成的意思。霸，是诸侯之长。反手，是转手。

    孟子又答公孙丑说：“观曾西与或人问答之言，则管仲之功烈，乃曾西之所不屑为者也。曾西既所不为，而子乃为我愿之，岂以我为不及曾西乎？其待我亦浅矣！”公孙丑犹未之达也，复辩之说：“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以为盟主，而诸侯皆奉其命，是能致其主以为霸于天下也。晏子相景公，布德缓刑，以修内治，而一时盛称其贤，是能致其主以显名于当世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而夫子犹以为不足为，不知更何以加于此乎？”孟子答说：“管仲辅君以霸，晏子辅君以显，虽亦有功于齐，然未能致主于王道也。如使我当路于齐，而得君行道，则将使天下之民举安，而以齐王于天下，如转手之无难矣，岂特以其君霸、以其君显而已哉！此吾之所以卑管、晏而不为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滋，是加益。洽，是溥遍。武丁，即高宗。微子、微仲，是纣之庶兄。比干、箕子，是纣之叔父。胶鬲，是纣之贤臣。

    公孙丑因孟子说“齐王犹反手”，疑其自许太过，遂辩说：“夫子说管、晏不足为，弟子已不能无疑；乃欲说齐王犹反手之易，信如此言，弟子之惑转益甚了。且以周文王有大圣之德，又在位寿考百年而后崩，其施泽于民不为不久；然三分天下，才得其二，其德泽尚未遍及于天下也。直待武王伐暴救民，周公制礼作乐，克继其后，然后九州一统，教化大行。则王业成就，固若此之难矣！今乃说齐王如反手之易一般，则虽圣如文王，也不足法欤？”孟子晓之说：“文王是有周基命之主，其德至盛，何可当也！但古今时势难易不同，文王适遭其难耳。盖商家之天下，自成汤开创，以至于武丁中兴，中间如太甲、太戊、祖乙、盘庚，贤圣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泽，深入于人，天下之归殷久矣。久则人心固结，难以遽变。故当武丁之时，国运虽衰，王业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诸侯而有天下，如运掌一般。及纣之时，去武丁年代未久，其世臣故家，礼义遗俗，与夫前哲之流风，保民之善政，尚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都是有才德的贤人，相与同心戮力，匡救其缺失而辅相之。故纣虽无道，国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后失之也。是文王所遇之时，其难如此。况当时天下大势尚然一统，无尺地不是商家之土，无一民不是商家之臣。然而文王谨守侯邦，由方百里之地而起，安能与商为敌？是文王所处之势，其难又如此。惟其时势皆难，故虽以文王之德，而终身不能成一统之功者，以此故耳。若今之时势，则异乎是矣。岂可谓文王不足法哉？”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

    慧，是聪明。镃基，是锄田的器具。时，是耕种的时候。

    孟子又答公孙丑说：“吾谓‘以齐王犹反手’者，岂真以文王为不足法哉？盖以时势而论，则文王处其难，而齐处其易耳。齐人尝有言说道：‘人虽有才智聪明，足以办事，然势有未便，则智慧亦无所施；不如乘着可为之势，因而展布，可以建立功业。人虽有镃基，可以治田，然时有未至，则镃基亦无所用；不如待到耕种之时，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穑。’观齐人之言，则知王天下者，必有资于时势矣。兹以齐之势，当今之时，与文王之所处不同，欲图兴王之业，真有至易而无难者，所以说‘以齐王犹反手’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指齐国之势，以明其易王，说道：“昔夏后、殷、周之盛时，王畿之地不过千里。今齐地亦方千里，则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鸡鸣犬吠之声，自国都以至四境，处处相闻，则齐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广，须更开拓；今地方千里，则不待改辟而地已广矣。人民不众，须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则不待改聚而民已众矣。地辟民聚，泽可远施，以之鼓舞人心，兴起事功，最为容易。若乘此而行仁政，则人民之归附益众，土地之开辟益广，其一统而王天下，谁得而禁止之哉？”盖齐有可乘之势，故易于致王如此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疏，是稀。憔悴，是困苦的模样。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我谓齐之易王者，不但以其有可乘之势，而且幸其当可为之时。盖自文武造周以来，至今七百余年，没有个圣君出而抚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稀阔于此时者也。今之诸侯，恣行残虐，流毒百姓。百姓每财尽力竭，不得安生，其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此之时，若能举行仁政，以收拾人心，则民之感戴，就如那饥饿的人，但得食便以为美，而易为食；枯渴的人，但得饮便以为甘，而易为饮。其于致王，何难之有哉？”是时之易为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马递叫作置，步递叫作邮，即如今驿递铺兵一般。

    孟子又说：“得时乘势，固易于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云：‘人君之德政，出乎身而加乎民，其流行之机，速于置邮而传命。盖置邮传命，虽是甚速，尚须论其道里，责以程期，而后可至；若德之流行，则沛然旁达，一日而遍乎四海。比之置邮传命，岂不更速矣乎？’观于此言，则德之感人，有不赖时势而裕如者，而况时势之可乘乎？此我所以决齐之易王也。”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倒悬，是形容困苦至极的模样。古人，指文王。

    孟子又答公孙丑说：“德之流行固为甚速，然未有背时违势而能成功者。乃当今之时，乱极思治，时则易矣。齐国万乘，地广民稠，势又易矣。于此而一行仁政，以慰民心，则民心欢悦，就如替他解救下倒悬一般，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又不但如饥食渴饮而已。夫古人如文王，积德百年，而犹未洽于天下，只为处时势之难故也。其在今日所行之事，不须全学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长驾远驭，其成功加倍于古人矣。此惟在今时为然。盖其时势既易，而德行自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吾谓‘以齐王犹反手’者以此。而子以管、晏之功为我愿，岂为知我者哉？”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异，是怪异。

    公孙丑因孟子说霸王事业太容易了，恐其力不能任，又设问说：“论天下之事易，当天下之事难。以夫子之道德，诚使遇合于齐，加以卿相之位，得志行道焉，虽从此而建功立业，小则以霸，大则以王，皆所优为而无足怪矣。但这等地位，其任至大，其责至重，夫子处此也，容有所疑惑恐惧而动其心否乎？”孟子答说：“否。我从四十岁的时节，道明而无所疑，德立而无所惧，此心久已不动了。若今日加我以大任，固将从容运量而有余，夫何动心之有？”这“不动心”三字，是孟子生平学问得力处，而其大本大原，却从知言养气中来，盖善学孔子而有得者也。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孟贲，是齐之勇士，力能生拔牛角者。告子，名不害，是当时辩士。

    公孙丑说：“人心难制而易动。夫子当大任而能不动心如此，则其气力足以负荷一世，比之孟贲之勇仅能举一器一物之重者，相去远矣。”孟子说：“心能不动，这也不足为难。即如告子为人，虽其见道未真，他未及四十岁，已能先我不动心了。则此果何足为难哉？”大凡人心有所管摄，则不动甚易；无所管摄，则不动甚难。告子未为知道，而能强制其心，尚能使之不动，况以道义管摄之乎？此事心者所当知也。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则既闻之矣。敢问心之不动，亦有道乎？”孟子答说：“人以一心而应天下之事，若心中没个主张，则卒然临之，未有不惊；纷然而来，未有不扰者。惟其中有定主，然后能无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此可见不动心之有道也。”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北宫黝，是个勇士。肤挠、目逃，都是退缩、恐惧的模样。挫，是挫辱。挞，是捶挞。褐，是毛布。宽博，是宽大之衣。严，是畏惮。反，是还。

    孟子又说：“所谓不动心之有道者，且不论当大任的，只观那勇士每亦自可见。勇士中有北宫黝者，其养勇也，挺身而斗，其肌肤不畏刺而挠屈；怒目而视，其目睛不畏刺而逃避：盖自恃其勇而不肯示怯于人也。推其心，不必大有挫辱才不肯受，纵使一毫之微受挫于人，看来就似挞之于市朝一般，有不胜其愧耻之甚者。不论事之大小，人之贵贱，一味要求胜。不惟不肯受辱于褐宽博之夫，亦不肯受辱于万乘之诸侯；视刺万乘之诸侯，便与刺褐夫的一样容易，殊不见有诸侯之可畏惮者。如以恶声加之，则必以恶声报之。身可杀而志不可挫，盖以必胜人为主也。惟其主于必胜，此其心之所不动耳。吾所谓不动心有道者，此其一也。”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施舍，是古人姓名。会，是合战。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我谓不动心有道，不但于北宫黝见之。又闻古之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养勇也，尝自负说：‘战胜非难，敢战为难。我之于敌，莫说既胜了他才能不惧，便遇着劲敌在前，战不能胜，自我看来，也如胜了他的一般，更不计较强弱胜败而有惧心也。设使度量敌人之强弱而后敢进兵，计虑在己之能胜而后敢合战，这是逡巡退缩，畏怕三军之众者也。一有畏心，虽胜不足以为武矣。’观舍此言，岂是他有百战百克之勇，能保得自家必胜哉？只是他胸中胆气素定，不见得三军为众，一身为寡，而勇往直前，能无恐惧而已矣。惟其无惧，则生死利害皆不足以挠其中。此以无惧为主，而能不动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贤，是胜。约，是简要。

    孟子说：“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固皆能不动其心矣。若论其所守，则亦有不同。盖孟施舍以无惧为主，是专务守己者，看他气象，却似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诸己的一般；北宫黝以必胜为主，是专务敌人者，看他气象，却似子夏平日凡事笃信圣人的一般：然此特其气象之相似耳。若论二子之勇，都是血气用事的，他两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谁胜。但就中较量，则孟施舍之所守，为得其要焉。盖黝务敌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则有时而不可必；舍专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则无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为得其要，而非黝之所能及也。若进而求诸义理之勇，则舍与黝又何足道哉？”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子襄，是曾子弟子。夫子，指孔子说。缩字，解作直字。惴，是恐惧的意思。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孟施舍之勇虽似曾子，然但以气胜，非以理胜也。昔者曾子因子襄好勇，教他说道：‘子好勇乎？勇有大小，那血气之小勇，何足为好？我尝闻义理之大勇于夫子矣。夫子有言：人之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莫过于理。设使自家反己，理有不直，就是衣褐宽博至微之人，也敌他不过，岂得不惴然恐惧乎？使或自家反己，其理本直，纵有千万人之众，我也理直气壮，当奋然而往，与之相抗而不惧矣。这乃所谓大勇，而为子之所当好者也。’观于此言，则曾子之勇，比之于孟施舍，又自不同矣。”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承上文说：“孟施舍之勇，所以能无惧者，只是守得自家一身之气，比于北宫黝为差胜耳。却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盖气有时而或屈，理则无往而不伸，此曾子之勇所以不可及耳。”孟子之不动心，其原盖出于此。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帅，是主将。充，是充满。无暴，是善养的意思。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北宫黝、孟施舍与曾子之所以不动心者，则既闻之矣。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其道亦可得闻与？”孟子答说：“欲知告子之不动心，只观其所言，便见他主意所在。他尝说：‘人于言语间，理有不达，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动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人于处事时，心有不安，却要用力修为，以求妥当，是心又以气而动也；必制住此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观告子之言，则其所以先我不动心者可知矣。然自我言之，心为本，气为末；彼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是专以根本为急，而末在所缓，犹之可也。至如理寓于言，而言发于心，不得于言，正宜反求于心也。他却说勿求于心，则不惟所言之理终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亦如槁木死灰，自丧其虚明之体，内外胥失之矣，夫岂可乎？何也？盖志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气，是气的将帅。气以充满乎一身，而听命于志，是志的卒徒。虽有本末缓急，而其实不可偏废。是志固第一紧要，而气即次之矣。所以说，人固当持守其志，使卓然于内，以为一身之主宰；亦当善养其气，使充满于身，以为吾志之运用。此内外本末交相培养之道也。彼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但知强持其志，岂能无暴其气乎？其为不可则一而已。然则告子先我不动心，亦岂知制心之要者哉？”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蹶，是跌倒。趋，是快走。

    公孙丑未达志至、气次之义，又问说：“天下之理，分数有轻重，则工夫有缓急。夫子既说志为至极，气为次之，则志重于气，人但当持守其志可矣；却又说无暴其气，而气亦在所当养者，何也？”孟子说：“志气本是相须，持养不可偏废。如志之所在专一，则四肢百骸，皆随其运用，固足以动乎气。然使气之所在专一，则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摄，而志亦反为其所动矣。何以见得气能动志？今夫人之步履至于倾跌，奔走至于急遽，这蹶者、趋者，都是仓卒之间，气失其平所致；若与心无干，而反能震动其心，使之惊惕而不宁，这岂非气一动志之验乎？夫志壹动气，可见志为至极；而气壹亦能动志，可见气即次之矣。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无暴其气也。子何以此为疑哉？”大抵志动气者理之常，气动志者事之变。志固难持，而气亦未易养也。且如溺声色，则耳目易荒；嗜盘游，则精力易耗；喜怒过当，则和平之理易伤；起居不时，则专一之度或爽：诸如此类，皆谓之暴其气，不但一蹶一趋足以摇动其心而已。养气者不可不知。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

    长，是高过乎常人的意思。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模样。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夫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者，有何所长而能然乎？”孟子答说：“我之所以异于告子者，只是两件学问：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穷究天下之言，而于是非得失之指归，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不能养气也；我能善养吾身之气，而于盛大流行之体用，能复全其本然之初。惟知言，则遇事有真见，而心无所疑；惟养气，则临事有担当，而心无所惧。吾之所以异于告子而能不动心者如此。”公孙丑又问说：“气便是气，如何叫作浩然之气？夫子既善养之，必有可得而名言者，请试言之。”孟子说：“凡物之有形有声者，便可指其形声而言之。惟这浩然之气，充满于身，而听命于志，无形可见，无声可闻，有难以言语形容者。我虽能善养之，不能为子言之也。”观此，则孟子之实有是气可知矣。不然，亦何其体验之真切如此哉！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大，是宏大。刚，是坚劲。直，是顺其自然。塞，是充满的意思。

    孟子说：“浩然之气虽是难言，然求之赋与之初，验之扩充之后，则其体段亦有可见者。盖这气在人，不是狭小柔弱的。自其含弘而言，则浑浑融融，太和之内，无物不容，而非形骸所能限量，何如其至大乎！自其强毅而言，则凛凛烈烈，奋激之下，百折不回，而非物欲所能屈挠，何如其至刚乎！这等样刚大，乃人有生之初所得于天地之正气，其体段本自如此，但人不能善养之耳。诚能顺其自然，以直养之，而不使有一毫作为之害，则刚大之本体无亏，而磅礴之真机自运。上际乎天，下蟠乎地，盈天地之间，无非此气之充塞矣。”夫以天地之大，而此气充满于其间，其浩然为何如哉？盖吾身之气，本与天地之气相为流通，故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若一为私意所累，便觉得狭小柔弱，充拓不去了。《书》称“帝德广运”，其功业至于格上下、光四表，何莫而非此气之运用乎？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配，是合。义，是人心之裁制。道，是天理之自然。馁，是气不充体，如饥饿的模样。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人能善养刚大之气，而塞于天地之间，则是气也，岂空虚汙漫、无所附着者哉？乃与道义相辅而行者也。盖道义虽具于人心，而不能自行；惟养成此气，则见义所当为的，便奋然必为，而吾心之裁制因之以果决；见道所当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之以深造。气因道义而发愤，道义得气而赞成，两相配合，无所疑惮；而凡利害祸福，出于道义之外者，皆不足以动其心矣。若无是气，则体有不充，索然自馁，纵欲行夫道义，也都逡巡退缩，且疑且惧，而不足以有为矣，其何以配之哉？夫天地间莫大于道义，而此气有以配之，则其所谓浩然者可见矣。功用之大如此，人可无善养之功哉？”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集，是积聚。袭，是不由正道，掩袭于外的意思。慊，是快足。

    孟子说：“浩然之气，养之固足以配道义矣。然方其养之之始，这气何由而生？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义，日复一日，积聚既多，则心无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是乃集义所生者，不是一事偶然合义，便可感激奋励，掩袭于外而取之也。若平时无集义之功，只是一事偶合，则行出来的必有亏欠，心中岂能快足？心既不慊，则气亦从此不振，而索然馁矣。是岂可掩袭而取乎？夫心之慊与不慊，由于义之集与不集，则是义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于外明矣。我故说告子不曾识义，正为他说义在于外而不在于心故也。既以义为外，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气。其先我不动心者，不过悍然不顾以袭取之而已，岂真不动心者哉？”按，孟子所谓集义以生气，正曾子所谓“自反而缩，则千万人吾往”。盖人能事事合义，自反常直，则此气自然充拓得去，而浩然塞于天地之间。古之圣贤以大勇称者，其工夫正在于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事，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助长，是作为以助气之长。闵，是忧。揠，是拔。芒芒，是昏昧无知的模样。病，是疲倦。

    孟子说：“气由集义而生，非由义袭而取。则欲气之充者，其用功当何如？必须从事于集义，孜孜汲汲，专一在义上做工夫，庶几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面用功，一面便欲取效，使进修之志，或杂于谋利之私也。如或未充，亦是集义之功未至，但当勿忘其所有事，心心念念，到底在义上做工夫，庶几优游餍饫，自然生长。切不可躁进欲速，作为以助其长，使正大之体反害于矫揉之力也。夫有事勿忘，则气得所养；勿正而勿助长，则气又无所害。集义养气之节度如此，善学者当循此而行，慎无若宋人的模样乃可耳。盖宋人有忧其苗之不长而拔起其根使之骤长者，却乃芒芒然归，对家人说：‘今日我疲倦矣！苗之不长者，我助之长矣。’其子信以为然，趋向田间视之，则见苗已枯槁矣。是宋人自谓助苗以长，而反为苗害也。今天下之养气者，类先有个期必的心，都去做助长的工夫，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长者少矣。不知助之为害，有甚于忘。彼以气为无益而舍之不养者，就如不耘苗的一般，虽无所益，未甚为害；惟是助气之长，正如揠苗的一般，非惟为无益于气，又从而害之矣。盖其忽然而长，既勇猛粗暴，而不能以自制；忽然而馁，则又消沮退怯，而不复能以有为，其害可胜言哉！此可见义可集而不可袭，气可养而不可助。”孟子一生学问，皆从集义中来，其源固出于曾子之大勇；而告子强制其心，正蹈宋人之害者也。养气者其慎辨之。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诐，是偏曲。淫，是放荡。邪，是邪僻。遁，是逃躲。这四件都是言语之病。蔽，是遮隔。陷，是沉溺。离，是叛去。穷，是困屈。这四件都是人心之病。

    公孙丑问说：“夫子之不动心，由于知言、养气。养气之说既闻命矣，如何谓之知言？”孟子答说：“人之言语，皆本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若是任其偏曲之见，说着一边，遗了一边的，叫作诐辞。必其心中见理不透，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我则因其诐辞而知其心之所蔽焉。又有高谈阔论、放荡而无所归宿的，叫作淫辞。此其心中蔽锢已深，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我则因其淫辞而知其心之所陷焉。又有好为异说，新奇诡怪，与正论相背的，叫作邪辞。此必其心中惑于他歧，与正理判然离异故也。我则因其邪辞而知其心之所离焉。又有说得不当，却支吾躲避，屡变以求胜的，叫作遁辞。此必其心屈于正理，自觉其穷极而难通故也。我则因其遁辞而知其心之所穷焉。这四者之病，不但有害于人心而已：既生于其心，则施之礼乐刑政，俱失其中，而有害于政。既发于其政，则凡一举一动，皆不当理，而有害于事。其几相因，断断乎决然而不可易；虽圣人复起，他见得道理分明，不过如此，我知其必从吾言矣。夫既知其发言之所自，而又知其贻害之无穷，吾所谓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是冥然罔觉而已，何足以语此哉？此我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也。”此可见言出于心，其发于是非邪正之端甚微，而关于理乱安危之机甚大。古之圣王，惟虚心以观理，据理以察言，是以权度不差而聪明不眩也。然则知言之学，图治者岂可忽哉！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

    说辞、辞命，都是言语。夫子，指孟子说。恶，是惊叹辞。

    公孙丑闻孟子知言养气之言，乃疑而问说：“当初孔门弟子如宰我、子贡这两人，说的言语皆能合道理，当事情而善为说辞；如冉牛、闵子、颜渊这三人，素有德行，故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数子各有所长如此。然在宰我、子贡，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闵子、颜渊，兼不得说辞；惟孔子则言语德行都兼有之。然犹不敢自任，尝说：‘我于辞命之事，则不能也。’今夫子既说‘我能知言’，便是长于言语；又说‘我善养气’，便是长于德行。以众贤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圣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则夫子岂不能既圣矣乎？”孟子不敢当公孙丑之言，乃惊叹说：“圣人岂是容易说的！子不察我之言，便轻以圣人许之，是何言也！”盖孟子知言养气，虽得之圣学，而亦不敢自比圣人如此。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因公孙丑尊己为圣，既责其失言，又引子贡之言以晓之，说：“圣人之名，莫说我不敢当，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贡问于孔子说：‘夫子道高德厚，天下莫及，其殆圣人矣乎？’孔子答说：‘圣者，大而化之之称，岂易得到？此非我所能也。我所能者，只是将圣人之道学习于己，汲汲敏求，而不敢有厌之意；将圣人之道，教诲他人，循循善诱，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则我之所能而已，岂可谓之圣乎！’然孔子虽不自任，而实有难掩者。子贡乃赞美之说：‘常人为学，始初或能奋励，久则厌心生矣。夫子学而不厌，正是聪明天纵，深知义理之无穷，故能深造而不已，乃夫子之智也。常人设教，始初多能启发，久则倦心生矣。夫子诲人不倦，正是仁心自然，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曲成而不遗，乃夫子之仁也。既仁且智，则是体用兼备，道大德弘，既已优入圣人之域矣！虽欲辞其名，岂可得乎？’子贡之言如此。可见圣人之名，虽实有圣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况我之学远不及于孔子，而子轻拟以为圣，是何言也！”大抵古之圣人，皆有望道未见之心，虽圣而不自以为圣。惟不自圣，此所以益成其圣也。学圣人者，诚不可有自足之心矣。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

    一体，是一肢。具体，是具有全体。微，是不广大的意思。安，是处。

    公孙丑见孟子不敢以圣自居，又问说：“昔者丑尝窃有所闻，孔门弟子个个都学圣人，但其学力不同，所得亦异。如子夏、子游得圣人的文学，子张得圣人的威仪，都有圣人之一体。如冉牛、闵子、颜渊，则气质不偏，义理完具，已得圣人的全体了；但局于形迹，尚未广大，不若圣人大而化之，无限量之可言耳。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于这数子，欲何所处乎？”孟子答说：“立志要大，取法要高。这数子虽贤，且都置之而勿言，此非我之所欲处也。”夫以颜、闵之徒犹非其所安，则孟子虽不敢当圣，而愿学圣人之意固有在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说：“夫子之学，既不欲以孔门诸子自处也，进而求之，若伯夷、伊尹，都是有道德的人，夫子以之自处何如？”孟子答说：“伯夷、伊尹之道与我不同。试以其出处之大节言之。如上则择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则不事；下则择民而使之，非可使之民则不使；世治便进而仕，世乱便退而隐，超然独立，有高世绝俗之行：此伯夷之道也。如以为得君则事，那一个事的不是我君？得民则使，那一个使的不是我民？世治也进而仕，世乱也进而仕，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处不系于一偏，行藏惟安于所遇。时可以仕即仕而用世，时可以止即止而洁身。时可以久留即久留，而不以为迟迟；时可以速去即速去，而不以为悻悻。恽然无迹，无意、必、固、我之私：此则孔子之道也。这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勉，从容中道，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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