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古制佚存凡例

之政，故以所改之事全歸之文王，所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論語》、《中庸》皆累言文、武之政，此以改制託文、武，而不主周公之故也。

    周制不親迎，不三年喪， 毛西河有此説，尚未暢。 不立學校，當時本爲通行之禮，孔子乃起而譏之，以爲古不如此。成、康以後，然而文王不然，故凡周制，皆以爲失禮。後來拘於其説，不復深求於真周制，皆以爲後來流變，以新制爲周公之制。即如此説，本無不可，惟積久遂失本意，全不見聖人之功用。今故直探本原，深祛誤説，欲以見生榮死哀、賢於堯舜之實迹也。

    徐、秦《通考》，有變古、失禮一門，半爲宜俗，半爲周制。以改制例之，則爲失禮，不知實當時之事實也。今分門别目，就其中分出，與六藝不合者，以爲真四代之制，如周人之不親迎、不丁憂去官，不論賢不肖皆如此，又有毫無便利，而人競於違禮傷教，此必非失禮，實本時制如此。總之，舊説必指爲失禮者，以爲古帝聖王制度必不如此粗略。不知欲見孔子之功於四代，則孔子失其功；以孔子分主四代，四代雖簡略，而孔子之功乃足以爲生民一人，考三王而不謬，俟百世而不惑，子貢、宰我之言乃不虚也。

    孔子訂制託之於古，當時弟子誦法，官府信從，合口同聲，以爲古制，此孔子過化存神之妙用，子貢所以歎其不可及。若使人不信，信而不能行，則便不足爲聖人矣。故當時公卿大夫有事，皆詢問於孔子，得一言以爲決。弟子如曾子、子游等所請問，夫子皆就己意答之，非有古制如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也。如昭公娶同姓，本周制也，孔子「不娶同姓」，新制也。陳司敗聞孔子言而不疑，云「謂之吴孟子」，謂《春秋》書法，非昭公自謂之吴孟子。據孔子以疑孔子，此正化行之妙。孔子之教，在當日實已大行，如修六藝，而弟子通者七十餘人，欲立學校，而爲師授徒之風遂以大盛。其書在當時即已施行，而萬世仍因而不能改，此乃聖人之真實行事，非僅一老村學究已也。

    《孟子》爲講學家尊信之書，其中言周制與六藝不合者亦多，即此足以知之。如云周人百畝而徹，《詩》云「雨我公田」，與周徹不合。滕國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是周時無三年喪。《左傳》、《國語》所載列國婚婣之事，多父納子妻，是不行六禮可知。 其有言親迎者，皆傳者仿禮制爲之。 吴楚稱王，而《春秋》書之爲子；晉文召王，而《春秋》書「王狩」，此皆與《春秋》不合之實事明證也。

    此書以大綱爲主，細事不必求全。如封建、職官、井田、禮制乃其大者，列以證孔子改制之意足矣，不必穿鑿求通，必求詳備，亦分四代唐虞爲一類，夏殷二周爲一類。夏事以《山海》爲大綱，殷朝真書不多，恐不甚詳，唯周則以《詩·國風》四州爲一大門，上三代事皆從周制推得之。

    孔子當時人皆從信，至於弟子以後，人乃以爲疑，以新制於古説無徵，如滕諸大夫所言是也。弟子乃以爲諸侯惡其害己去籍，孟子所言，經師一大例也。

    賢爲聖譯，皆緣孔子之意而作。蓋三代真制，實有沿革，古禮荒略，不足爲法。六藝於舊事多所改更，今若直録真事，文與六藝相反，而不相合，不惟簡陋不足爲法，而文有沿革，亦不一律，故傳者之意，全祖六藝而言，不敢復存四代真制。此如孔子六藝之删潤，今不能據賢者傳記，以爲四代禮制皆如孔子新文也。

    鄭伯更説《楚詞》，不言孔子，亦不用經語。所言怪力亂神，大旨與《山海經》、《竹書》相似，是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按其説是也。《楚詞》所言怪力亂神，皆爲事實，孔子起而文飾之，不言怪力亂神，而言《詩》、《書》、執禮，傳記折中聖人，故屏神怪之説。屈子不用經義，故皆當時事實。欲知古事之實，《楚詞》其實録也。時孔子經教尚未大行於楚，故屈子所言，皆不用經義。 宋玉則引用《詩》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