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210】

    宪法委员会 【211】

    （索伦托————1851年3月）

    我现在改变回忆的题目，愉快地离开内战的舞台而去回忆我的议会生活。我想谈一谈我所参与的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在这里，我必须先叙述一下稍前的工作，因为这个委员会在六月事件之前就已组成，并开始工作。由于害怕打乱或中断我们在六月事件之前就直接参与而迅速完成的工作的叙述，所以我又不想过于提前。宪法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工作于5月17日开始，但工作拖了很长时间，因为已经规定，委员要由议会的全体议员选出，得票过半数才能当选。我在第一轮投票中，与科尔默南、马拉斯特、拉梅内、维维安、迪福尔一起当选 【212】 。我不知道还要投几次票才能把18名委员全部选出。

    委员会在六月胜利之前就已组成，差不多大部分委员都属于议会中的各种不同的温和派。山岳派只有拉梅内和孔西德朗两个人当选，而且两个人都是空想家，尤其是孔西德朗，他虽然非常认真，但只做过一些不重要的小工作，而且我认为他也没有再大的能力。

    回顾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不难确认不可能期待它做出有声有色的工作。

    在委员当中，有些人在前届政府中做过行政方面的领导或管理工作。他们见过君主政体，但对它从来没有研究和真正理解。而且他们大部分只知道君主政体的实务，而对它的各项原则并未做过研究，也没有受过政治斗争的实际锻炼。现在，他们要负责实现他们向来轻视或敌对的东西，不经他们同意就让他们接受的理论时，就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采用君主政体以外的理念；或者在他们采用共和政体的理念时，就不得不时而畏畏缩缩，时而怒气冲冲，总是有点像初来乍到的新手。

    至于选进委员会的所谓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除了在读报时或在写文章时有些思想外，并没有其他任何理念，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记者。大家知道，马拉斯特主持过10年《国民报》，多尔内斯这期间是该报的主要领导。沃拉贝尔 【213】 工作认真，但有些粗鲁，甚至厚颜无耻，他也经常为该报撰稿。就是这个人，1个月后连他自己也大为吃惊地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和宗教部部长。

    这样一批人，跟那些完全相信自己目的的正确性和完全了解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应采取的手段，60多年前在华盛顿总统的领导下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毫无共同之处。

    而且，当委员会能够做好起草工作的时候，又因为时间不足和牵挂外部出现的事情，而妨碍了起草工作。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法兰西民族这样不依靠统治他们的人，没有政府自己也能生存的。但法兰西民族看到自己必须单独前进之后，又常晕头转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跌入深渊。当我在议会发言的时候，法国人都疯狂地热望宪法能顺利地制定，热望政府落实在一个虽不坚固、但至少可能持久和合法的基础之上。政府无论如何需要一部好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只要它好就行。议会也染上了这种热情，并不断地鼓励我们，但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5月15日的记忆犹新，对6月的恐怖胆战心寒，看到分裂而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把政务工作领导得足以推动我们前进时，议会无论怎样鼓励我们，我们都兴奋不起来。但是这样做特别会使委员会失去精神自由，应该说，这是来自对议会外的一种畏惧和当时人们的冲动。很难想象革命思想对不太愿意接受它的人们施加的这种压力将产生什么效果；也很难想象当这种压力无法使这些人离开他们要去的方向时，就会直接不断地把他们推到他们所不想去的更加遥远的地方。当然，如果委员会不是在5月16日而是在6月27日召开，它的工作就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讨论于5月22日开始，首先是明确应由哪一方面着手这一庞大的工作。拉梅内 【214】 提议先从规定各级自治体开始。他还自作主张，把自治体问题列入即将公布的宪法，以证实这是他的首要发明。随后，他要把优先权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时，又开始大谈行政上中央集权问题，因为他的整套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思想总是整个地被一个体系支配，而且这个体系中的各种思想观念之间非常密切地联系着，在一个思想观念产生出来以后，必然有其他思想观念随之而来。因此，他曾努力地思考共和国，认为公民没有日常的思想和习惯引导自己，共和国就是一个不能生存的怪物。

    于是，委员会展开论战。巴罗虽对地方自治的好处还相当模糊，但想象力却相当丰富 【215】 ，他大力支持拉梅内，我也表示支持。马拉斯特和维维安 【216】 反对我们。维维安一向以维护中央集权为己任，因为处理行政工作是他的职业，而且他的性格也适于这项工作。他具备精明的法律家和卓越的解说者所应具备的一切，而没有立法者和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资质。现在，他看到自己至爱的制度面临危险而心急火燎；他甚至大声疾呼，主张共和国不但不限制中央集权，反而还要加强它。有人说，从这一方面说明他喜欢二月革命。

    至于马拉斯特，他是法国革命家中常见的那种总是用人民的自由来理解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人物。因此，对维维安与马拉斯特的这次突然携手，我一点儿也不惊奇。我习惯于这种场面，而且很久以前我就指出，使一个保守分子与一个激进分子联合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在实务方面而在原则方面攻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久以后，他们确实携起手来。

    于是，在人们断言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中间 【217】 未被革命摧残的时候，我就指出他们说错了，中央集权依然存在。在法国，只有一件事情办不到 【218】 ，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坏不了的制度，则是中央集权制。怎样才能消灭它呢？政府的敌人喜欢这一制度，而统治者则珍爱它。不错，统治者随时都感到中央集权在给他们制造突然的难以克服的灾难，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厌恶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使他们把一切都管起来，每个人都必须给他们带来喜悦，而他们对由此带来的危险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这样安逸的生活并不比长期有保证的生活差，并像摄政时代的浪荡公子那样说，这样生活“痛快而舒适”。

    这天没有决定问题，但暂时决定不先讨论自治体的制度问题。

    第二天，拉梅内提出辞呈。在我们被包围的情况下，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不能不扩大或加深向来反对我们的偏见。于是，进行了十分迫切的和相当吃力的斡旋，以使拉梅内打消辞意。因为我同他的观点一致，所以叫我去同他磋商，请他回到委员会里来。我去见了他，但没有效果。他对形式的问题表示了让步，但他绝不再主持委员会。这足以说明他已决心不想回委员会了。尽管我可以对他说，我们的利益和观点是一致的，但他没有改变态度。

    特别是对还俗的神职人员，要考虑如何正确地理解神职人员对曾经受过他们感染的人们发生的精神上的和习惯上的牢不可破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影响力。拉梅内虽然穿上长筒白袜、黄背心、绿上衣，戴上花领带，但他在性格上 【219】 ，甚至在容貌上，仍然未变其神父的风度。他迈着方步慢慢前进，绝不回头看人，生硬而又端庄地从人们当中走过。这副模样活像拿着圣器从圣器室出来，旁若无人，只向神低头的神父。由于未能战胜拉梅内的顽固，只好另找办法。于是，为了不再在没有准备的讨论上浪费时间，而成立一个制定工作程序和准备资料的小委员会。不幸的是，小委员会选举科尔默南 【220】 为主委，而实际上他代替了小委员会。他由此所处的固定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作为主委对讨论的引导，对我们 【221】 以后的工作发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对我们工作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同拉梅内一样，科尔默南也制定并发表了他的宪法草案，并且也像拉梅内那样，极力要求我们采纳他的草案。但他不善于在委员会中如何引导我们。一般说来，非常自负的人对非常缺乏自信的人说话时都非常大胆。科尔默南的自负，使他一遇到3个听众 【222】 ，就绝不让他们有开口的机会。他对我们诺曼底来的一位邻座总是这样，但我们的这位邻座是位论战的高手，无论你怎么天花乱坠地论证权力的仁慈，他一概不信。科尔默南看到我对此人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后，便急忙站起来回家，回家后马上给我写信，把他要对我说的话告诉了我。这样，科尔默南虽对我们没有赞成他的意见表示失望，但对抓住我们的分歧却沾沾自喜。他希望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接受他建议的制度，也可以说，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每天向我们提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就不能对宪法整体，甚至其每一部分，进行全面的一般讨论，从而也就几乎不可能对宪法的基本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他每天向我们提出事先拟好的五六个条款，并慢慢地、十分耐心地说服不同意这些条款的人在这个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有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由于厌倦论战，终于使人们向这种接连不断的软性强制表示让步。一个主委对其主持的委员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凡是亲眼看过这个小委员会的工作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应当承认，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要坚决地结束这种暴政，他们将会得到支持。但是，没有时间去进行认真的讨论，而且也没有这种兴致。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人一看就感到害怕和厌倦：许多人对问题连研究都不想研究 【223】 ，或者把其中最混乱的观点完全排除出去；有非常明确的观点时，也感到不便提出。还有人害怕卷入激烈的无止无休的争论，而试图躲在后面看热闹；也有人表面上拿出支持的架势，而最后还是不同意。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对一些小事情采取明确的很有原则的措施，逐渐使整个国家机器不通过我们而自行设计其各部门的有关权力和使它们能够协同工作的方式。

    在从这样的好差事中忙里偷闲的时候，巴拉斯 【224】 式的民主派，一向喜欢奢华、吃喝和女人而不太爱穷酸的民主主义的马特拉斯，便讲一些小风流故事，而沃拉贝尔则说一些下流话。我极力反对公布书记处向会议提出后果非常不好的会议记录，以维护委员会的名誉。素材非常丰富而讨论却毫无结果，会使人们大吃一惊。我当时声称，我从来没有在我参加过的任何一个委员会里见到过如此可悲的局面。

    但也有过严肃认真的讨论。这是对一院制的讨论。委员会暗中形成的两派，实际上只是在这次讨论中才真正交锋和对打起来。问题还不在于两院制，而在于应赋予新政府的一般性质：在灵巧而不太复杂的制度中是否要有制衡力量，并且经过慎重考虑和深思熟虑是否要使共和国的领导拥有克制而温和的权力呢？或者是否应走相反的道路和采取最为简单的理论呢？根据这个理论，政府把一切政务委托给其下属的、清一色的、互无障碍的，从而在行动上可以进行激烈而不可抑制的竞争的单位这就是讨论的主要内容。这样的一般问题也会出现在其他许多条款中，但这不外是两院制在一些条款中提到的特殊问题。

    争论持续下去，开了两次会，还一时得不出结论，因为不仅在巴黎，而且在所有的省份，舆论都大力支持一院制。巴罗强烈支持两院制，他采用我的论点，并以他的才气大加发挥，但缺乏自制，因为二月革命好像使他的心灵失去平衡，并始终对他保持了这种压力。我支持巴罗，并多次重述我的意见。我听到迪福尔发言反对我们并且相当积极，而稍微有点吃惊。当律师的，一般不是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情强行辩护，就是为他们喜欢辩护的事情信心十足地去轻松辩护。迪福尔就是在作第二种辩护。在舆论和他本人的激情或利益的驱使下，他总是要去抓住一个他认为是错误的，但又要把它说成正确的论据，并经常以此为满足。他天生的机灵、敏捷和洞察入微的思想，使他得以逐步接近这种论据，终于有时不仅确信它，而且狂爱它。我看到他那样积极维护他那些我曾表示怀疑的主张，真是惊异不已！

    他这项主张只设一个立法机构的主要理由（我认为也是他可能找到的最佳理由）是：我们只由人民选举的一个人行使的 【225】 执行权，如果只为它配置一个分成两院的软弱的立法权，那它一定要占据优势。

    我只记得我回答他说：实际上，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从目前看情况无疑是这样，这就是两院巨大的权力自然要互相嫉妒，而且要永远面对面对峙（这是我的用语），绝不可能有第三种权力居间仲裁，这就会使两者立即 【226】 翻脸或者发生冲突，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摧毁为止。我又补充说，如果总统真是由人民选举的，并拥有在法国只有行政机关首长才有的无限特权，那他有时就要压制 【227】 分成两院的立法机构，而这样觉得自己有这种权力和权力来源的总统，一定不会甘当代理人，也不会永远服从由一院构成的立法机构的放肆而专横的意志。

    我们对立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因此，讨论的问题，正如我以后将要叙述的，也就得以解决。但是，国民提出了问题 【228】 。

    迪潘结束了我们的混乱。他以出人意料的热情捍卫一院制。可以说，他这样做绝不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我也认为他是这样。我知道他这个人总爱盘算个人得失，而又有点胆怯，但有时会突然表现英勇和诚实。10年来，我看他总是 【229】 在各党派的周围转悠，但并不参加任何一派，而对其中的败者则穷追不舍。他一半像猿猴，一半像豺狼，不断嚎叫，不断上蹿下跳，见到不幸者倒下去就马上扑过去。他在宪法委员会中就是如此，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没见过他有过我方才所说的英勇和诚实的突然表现：他对别人表面上总是卑躬屈膝。在多数派还未表态的时候，他一般都持观望态度。但一看到多数派表示支持民主的见解，他便急急忙忙站在这种意见的前头，而且往往远远超过排头。一旦在途中发现自己走错了，看到多数派并未朝他走的方向走去，便立即调动他灵活的才智停下来，向后转，又回到已离开多数派很远的原有的意见上来。

    所有原来的旧议员，几乎都反对两院制。大部分人寻找支持他们的投票的多少说得过去的借口。有些人想使国家行政法院具有他们认为必要的制衡作用，另一些人希望一院制议会具有既能顶住内部的狂热又能防止外来的突然袭击的稳妥形式，但并没有提出合理的论据。我们的委员会里有一位叫科克雷尔 【230】 的新教牧师，看到他的同行天主教神父们在委员会中的表现，也想在委员会中显一下身手，而犯了一个由深受尊重的传教士突然变成非常可笑的政治说客的错误。他在发言中总要说一些蠢话。他在委员会中的率直表现，使我们以为他是一贯支持两院制的，但他这次却投票赞成一院制，因为他尊重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他不想“逆潮流而动 ”。他的这种直率，气坏了原来同他意见一致的人，而使我和巴罗却十分高兴。但只是高兴片刻，因为我们最后只得了3票。

    这次失败使我的斗志稍微受挫，但却使巴罗失去了常态。他越来越不发言，并以此表示轻视和不屑一顾，而不是表示同意和不同意。

    现在来谈谈行政权。尽管时代的状况和委员会的性质 【231】 已如上述，但还是很难使人相信如此重大、复杂和新出现的问题竟未成为任何一次一般辩论，甚至一次十分深刻的专题辩论的对象。

    委员们一致同意把行政权交给一个人行使。但是，怎样选定这个人，给予他以什么样的特权和权限，他应负什么责任呢？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单凭抽象的议论来解决，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与其他一切问题有必然的关系，尤其是只能按照地方的风尚和习惯的特殊情况来解决。这无疑都是一些老问题，但情况的新变化又把它们提了出来。

    科尔默南按照他的习惯，提出一个全新的条款来讨论。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是，行政权的首脑或当时开始所称的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以相对多数当选，但最低必须得到200万张选票。我看到只有马拉斯特一个人反对，他提出行政权的首脑由议会选举的议案。他当时沉湎于梦想，为自己今天可能实现的某种奇思妙想而沾沾自喜，觉得议会的选择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但据我的记忆，科尔默南的提案没有遇到阻挠就通过了。然而应当承认，由人民选举总统是否合适，并不是一个自己可以证明的真理，而直接选举的安排既是新鲜事物，又是危险的事情。在一个没有君主政体传统，行政权一直是软弱的而且总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国家，最贤明的办法是叫国民去选择这位代理人。其权力没有植根于选举的总统，在这种国家中将成为议会的玩具，但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232】 ：我国脱胎于君主政体，共和主义者本身的习惯也还是君主政体时期的。而且，中央集权制可以无比地适合于我国的条件。根据规定的原则，我国的一切行政事务，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只能归总统管理；而他手中掌握的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员，也只能由他调用。这就是按照2月24日仍然生效的法律，甚至当时的思想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对王权失去兴趣，但我们仍然保存着王权的精神 【233】 。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选出的总统岂有不觊觎王位的？总统的制度只适合于想利用它把总统的权力变为王权的人。我当时就感到，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由人民选举总统，并使他不给共和国带来危险，就得大大限制总统的特权范围，而且这还不够，因为在法律上受到限制的行政权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中和他们的习惯中得到扩大。相反，如果让总统随意使用他的权力，那就不必由人民选举总统 【234】 。科尔默南的条款最初被采纳，但不久以后大受攻击，其受攻击的原因不是我方才提到的，而是第二天即6月4日发生的事情。几天以前谁也不会想到，路易·拿破仑公爵竟然在6月4日由巴黎和3个省选为议会的代表。人们开始担心，只要由人民选举总统，他不久就会占上共和国的这个首位。各式各样想当总统的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发慌了，又把问题提到委员会上，多数派坚持他们最初的主张。

    我记得，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期间，我的思想一直在思考：揭示在我们要建立的共和国中，权力的天平一般应当倾向于哪一方，时而觉得应当倾向于一院制的议会，时而觉得应当倾向于当选的总统。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使我大伤脑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预言的；这两种对立的趋势孰胜孰负，将取决于形势和时局。这肯定会使它们发生冲突，并造成随之而来的共和国的破灭 【235】 。

    我方才叙述的一切想法，都没有在委员会中得到深入讨论，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讨论。巴罗有一天顺便提到它们，但人们根本没有理他。他的精神（与其说是无精打采，不如说是软弱无力，但在聚精会神的时候却能洞察入微）在触及这些想法的时候，就像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迷迷糊糊，无法深入下去。

    我自己只是以一种迟疑的和有保留的态度提到这些情况。我的两院制主张的失败，使我有些不愿意再去争论。而且，我坦白承认，比起制定完善的共和国宪法，我更希望尽快给共和国安排一位强大的首领。那时我们正处于执行委员会这个分裂而不稳定的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的门口，六月事件即将发生。以后，特别是在六月事件以后，我在议会中强烈主张由人民选举总统的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制度在讨论中领先做出贡献。我的主张的主要理由是：在向人民宣布将给予他们一直热望的这项权利以后，就不可能取消。这是真实的，尽管如此，我对在这种场合下说话还是感到遗憾。

    现在回过来谈委员会。在委员会未能或不想反对我提出的原则以后，我至少要力图使应用原则的危险较小。我首先提议对行政权的范围进行若干限制，但我很快发现，这方面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于是，我转向选举的方法，并结合科尔默南原案中与此有关的部分进行讨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科尔默南的原案规定，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以相对 多数当选，但最低得票数不得少于200万张。这种方法有几个重大缺点。

    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人民的狂热和激情将会使人觉得非常可怕。而且，当选者拥有的权威和道德力量，也将是非常巨大的。相对多数只满足了那部分发生效力的选举，可能使人觉得总统只代表国民中少数人的意志。我提议不由公民直接选举总统，而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投票选举。

    其次，我又提议以绝对多数代替相对多数，如果绝对多数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出现，则采用由议会负责选举的方案。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学来的。关于这一点，我要不说谁也发现不了，可见委员会对自己应负的重大任务完全没有准备。

    我的最初的修正案被驳回，这是我预料到的。委员中的几位大人物认为这个方案并不简单，有点旧贵族制度的味道。我的第二个修正案被通过，而成为现行宪法的条文之一。

    博蒙提议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我大力支持这项提案，提案被通过。这时，我和博蒙犯了一个大错，后来我发现它产生了很坏的后果。我们向来最害怕的，是连选连任的总统可能给自由和公德带来的危害。这个总统在他连任之前，必然千方百计地利用各式各样的强制和收买手段，而我国的法律和习惯并不反对行政权的首脑这样做。我们的思想不够灵活，不够敏捷，以致未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未能事先意识到，从决定由公民本身直接选举总统之时起，我们就犯了这个无法挽救的错误，而且在人民进行选举的时候对他们肆意干涉的话，将会加重这个错误。

    关于这项议案的表决和巨大影响，是当时给我留下的记忆中最不愉快的记忆。我们在反对中央集权时随时都会遇到阻力，但我们没有排除障碍，而是被障碍绊倒了。行政权首脑负责制，是共和政府的基本要求。但他都负什么责呢？怎样去负责任呢？他能负起成千上万的行政责任吗？我国的行政法已把行政责任规定得很详细，几乎无法再细了，而且行政权首脑不可能用它来限制自己，让它去限制行政权首脑也是有危险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而且也是可笑的。而如果不叫行政权首脑对所谓的纯粹行政负责，那又由谁来负责呢？结果决定，总统的责任只及于各位部长，而部长的副署仍像王政时期一样是必需的。看来，总统是负全责了，但他的行动并不完全自由，也管不了他的官员。

    接着讨论国家行政法院的组建问题。科尔默南和维维安负责起草工作。可以说他们像建筑自家的房屋那样在专心工作。他们竭尽一切努力要使国家行政法院成为第三权力，但没有成功。它最终只是一个行政顾问委员会而已，其权限远远不如立法议会。

    在我们的工作中，只有一项工作做得完美、合乎程序、在我看来也是最好的部分，就是关于司法的讨论结果。在这一领域内，委员会好像从迷路里走了出来，重新振起精神，因为大部分委员是律师出身或仍在操业。由于有他们这样一些人，我们得以保住法官终身制原则。这项原则在1830年就在反对持反对意见的声浪中保存下来。但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共和主义者反对这项原则，而我看他们这样做是太愚蠢了，因为这项原则有利于公民的独立性，而不屈服于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权力。权限裁定法院，特别是政治罪裁定法院，就以今天（1851年）见到的形式迅即组建起来。关于这两大机构的条款，大部分是由博蒙起草的。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60年来人们为同一目的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好得多。这或许是1848年宪法中得以传世的唯一部分。

    根据维维安的要求，委员会决定只有新成立的制宪委员会才能修正宪法。这是合理的，但有人提出补充意见：只有国民议会关于这个问题提出紧急动议，并以三次五分之四多数表决通过，修正案才能成立。这就使一切正式修正几乎成为不可能。我没有参加这次投票。我很久以来就认为，不要希望我们有长久存在的政府，而应当以简便而正规的方式使政府变好。最后我发现，危险较小的是相反的制度。我还认为，在管理法国人民时，最适当的办法是把他们看成狂人而加以拘束，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强制，这些狂人就有发疯的危险。

    现在，我来谈一谈已经公布的几个独特见解。马丁 【236】 不满足自己在革命前夜成为共和派，有一天他可笑地在讲坛上宣称自己生来 就是共和派，但他又提议给予总统以解散议会的权力，而不考虑这项权力容易操纵共和国。马拉斯特主张在国家行政法院里成立一个创制新思想 的部门，即建立一个进步部。巴罗建议一切民事案件都由法官本人审理，而这样的司法革命能够速判速决。最后，迪福尔建议禁止由他人代替服兵役，人人都必须自己去服兵役。在采取这项措施时，如果不大大缩短服役期限，就将破坏公民的自由教育，而如果缩短服役期限，又将损害军队。

    于是，我们总是在时间的追迫之下，对重大议题不能进行很好的研究，就草草结束我们的工作。当时有人说：我们不妨暂时通过提交上来的条文，然后再慢慢加以审查；有了这个初稿，我们可以容易定稿，并按照定稿使两者之间一致起来。但是，我们后来没有审查，初稿就成了正式绘画作品。

    我们推举马拉斯特当我们的报告人。他在执行这项重大任务的过程中，大大暴露了其性格中的主要缺点：怠惰、轻浮和无耻。尽管议会一再要求我们报告审议的结果，全法国也热望早点儿知道这个结果，但最初几天他什么也没有做。后来，在必须向议会提出报告的那一天的前夜，他忙活了一夜，总算把报告写了出来。第二天上午，他向偶然遇到的一两位同事谈到要作报告，然后就威风凛凛地走上讲台，以委员会的名义宣读报告，但报告中只字未提委员会的名字。宪法草案在6月19日做了表决前的宣读。宪法草案由139条条文组成，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拟就。本来可以早一点完成，但还是多用了一些时间。我们根据科尔默南的逐条宣读，通过了许多条细致的条文，但也被我否决了许多条文，科尔默南对此非常不快，但他没有来得及暴露出来。他想从公众的支持中得到安慰。他在所有的报刊上发表了或授意他人发表了（我已记不清是哪一位）一篇文章，介绍了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但把好事都放在科尔默南身上，而把一切坏事都推在他的反对者的头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引起我们很大的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愤怒。后来决定把他的做法引起我的不满通知给他。但没有人愿意充当说客。我们委员会里有一位工人（因为当时各种组织里都有工人）叫科尔邦 【237】 ，他为人直爽，性格坚强。他自愿承担这项任务。于是，第二天，委员会刚一开会，科尔邦就登台发言，简单而有点粗暴地把我们的想法传达给科尔默南。科尔默南局促不安，环视桌子的周围，看一看有没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谁也没有动。于是，他有点儿不安地说：“根据方才的情况，我是不是应当认为委员会希望我辞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他拿起帽子，走了出去。没有人挽留他。不管他怎么故作镇静，也掩盖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我觉得，尽管他妄自尊大，对这种没有表现出来的歧视也不会感觉不出来，特别是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保持自尊，他才没有对这种类似棍棒的一击大发雷霆。

    许多人认为，科尔默南成为子爵以后立即激进起来，虽然仍保留着昔日的虔诚，但却不断玩弄花招，不断背叛自己的思想。我不敢说他这样，但我总是发现，他在同他人交谈时说的，与他在文章中写的之间，有一些令人觉得奇怪的不一致；老实说，他在我面前真实地表现出来的，是他对革命的恐怖，而不是他对革命的想法。他思想上的一些缺欠，使我一直感到特别吃惊。任何一个著作家都不曾像他这样把一个著作家应有的习惯和缺点充分地保存在政治工作上面。他把一项法律的不同条款间的关系明确以后，就对条文进行精细拟制；而当他把文本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就觉得大功告成了，对文本的形式、文字叙述的有条有理和均称赞扬不已。但他特别需要的，是文本中表现的新事物。在他看来，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试行过的制度，都是老一套应当唾弃。他认为，一项法律的第一价值，是其中没有一点儿与以前的同类法律相似的东西。他知道，制宪议会据以成立的法律是他的杰作。在大选当中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相当满意地对我说：“世界上什么地方能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哪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使佣人、穷人和士兵都来投票！请相信，这是至今不可想象的！”他搓着双手补充说：“由此产生的一切是值得一看的！”他在说这些话时，把选举看成了化学实验。

    注　释

    【1】 　［我慢慢地回到家里。向我的夫人略述方才的见闻，然后一个人坐在室内的一角进行痛苦的沉思。我觉得我的心从来没有充满过这样的悲怆感，我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这样的阴郁思想包围过。

    1830年7月30日清晨，我在凡尔赛宫的外环路上，遇见查理十世国王的几辆马车，马车上的王室徽章已被涂掉，排成一纵队缓缓前进，像出殡似的。见到这一情景，我不禁流下眼泪。而现在这一次，我的感受却具有另一种性质，但更加强烈。］：这两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2】 　而应当由此苏醒……让它更有保障而不被破坏

    【3】 　在原稿中，安培的名字没有全写，只写一个“A”字。

    在这一段的最初原文中，托克维尔说他要请安培来家吃晚饭，但他把此事忘了。这一段的原文如下：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也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没有人来看我，我也没有去看别人。大家都处在一种只知道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有用的一切均在未定之中的状态，只有把脑袋缩在大衣领子里去沉思。

    “我在不久以前曾邀请A在这一天来我家吃晚饭。这一天的事件，使我把此事全忘了。但A记得，他不管革命不革命，按时前来了。”

    让·雅克·安培（1800——1864），著名物理学家安培之子，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雷卡米耶夫人的柏拉图哲学的热爱者，从1832年起与托克维尔结交，成为亲密的朋友，1851年在索伦托重聚。

    【4】 　在第一版中，这句话没有加括号，但在手稿中，是用笔圈起来准备删除的。

    【5】 　基佐暗示准备在外交上支持瑞士的组成分离主义者联盟（Sonderbund）的7个信奉天主教的邦。

    【6】 　中伤者们

    【7】 　托克维尔之兄爱德华的两个儿子：于贝尔和勒内。于贝尔（1832——1864）曾任驻维也纳和柏林使馆随员，1859年辞职。他的儿子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是这部回忆录初版的主要编者。托克维尔曾想把于贝尔过继过来，并在遗嘱中指定他为财产继承人。勒内生于1835年，在帝国时期服役，任皇后近卫骑兵团军官。第三共和国初期的众议院议员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故去。

    【8】 　［他们都醉意初醒，看不到一点政治激情，而且］：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9】 　还没有清楚了解剧情的观众

    【10】 　是否发生了我听说的事

    【11】 　我从他的喷烟吞雾中，观察了这位以后我还要多次谈到的性格奇特的人。他躺在床上，表现出一种与他的本性完全相反的样子。他的头部一半受伤，两臂被刺刀扎伤，全身多处受伤而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前臂和右手还能动弹，不时地将香烟放在嘴上或丢掉烟蒂。尽管如此，他总是这个样子……

    【12】 　［因为我们所说的新事物，只是被我忘记了的事物］：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请与托克维尔在栏外所写的“这不是别人早就说过了吗？”对照。

    【13】 　革命不只是胜利了

    【14】 　教育所有的人和使他们遵守的真正宗教

    【15】 　由于这个原因

    【16】 　而且是各种胜利者

    【17】 　同质的集体

    【18】 　使资产阶级得到一个困难重重的政府

    【19】 　［实际上，政府中的巨大变化以及国民的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绝不是由热情不高的公民制造的］：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20】 　1824——1827年出版，共10卷。

    【21】 　1847年出版，共8卷。

    【22】 　栏外旁注：这是指议会当时作出的决定。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得到最好的表达，以及知道只有它首次表达了这一思想。

    【23】 　各种

    【24】 　行动

    【25】 　我只想说这次革命的新面貌并没有……

    【26】 　［尤其是在别人看来十分黑暗的时代，在他们的悲惨生活已经触目惊心和难以容忍的时代］：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27】 　原来地位低下而现在拥有权力的穷人阶级怎么会不想借助他们的权力去摆脱他们的贫困和低下地位呢？

    【28】 　就不可避免地

    【29】 　栏外旁注：这里所述的一切，基本上与前面第87页所说的一致。

    【30】 　我也认为

    【31】 　这是大部分家庭利用它们至今称之为它们可耻部分的时机

    【32】 　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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