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共和国是显示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后机会。他曾毫无私心地为此而服务，也曾竭尽一切力量在自由受到威胁当中去巩固自由。他的努力没有成果，但失望也没有使他停止努力。他为了克服一些阻碍他的愿望实现的困难进行了盲目的努力而累得疲惫不堪，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表示过迟疑，但却多次不承认对事件的发展无能为力！《回忆录》中叙述负责制定新宪法的委员会的工作的一章，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次斗争累垮了他，他的健康遭到破坏。他曾多次不得不暂时请假休息。后来他到国外去休养：先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后到意大利的索伦托。

    托克维尔应当承认，全力投入政治生活已经失败。政治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一点个人乐趣。他发现政治生活对他实现首要的任务是最大的障碍。政治生活只给他带来失望、烦恼、忧伤和痛苦。政治生活迫使他同大部分是他看不起的和长期阻碍他勇往直前的人接触。政治生活也使他在谈论他自己的主张时不能完全自主。他说：“我希望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表现得很好，而如果我想要为这个世界留下点儿什么，那主要是我在回忆我所做的事情时写下的东西。” 【17】

    托克维尔并没有错误地走下去。事情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生活该结束了。他已经计划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上去。历史使他重振精神；他投身于写作。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和开始新生活之前，他想最后回顾一下他曾长期生活的一段时期，但这一时期已经完全不属于他，因为它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要以最后的看法观察这一时期。他试图说明能够解释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的原由的所有变迁。他要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因此，他要写《回忆录》。“使《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是成为文学作品……智力的消遣胜于体力的消遣……”但是，当他的“这个想法”没有满足他的智力活动的要求时，也把十分紧张的精力用于轻微的体力活动。

    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情节时，他再次确认所犯的一切错误。在回顾刚刚逝去的这段过去的过程中，托克维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悔恨情绪。这种愤恨自己的心情，使他产生把内心的最隐秘活动完全暴露出来的冷静清醒。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批判人们的虚荣心，揭露人们的卑躬屈膝和藏在最严肃态度后面的伪善。这种刺伤同时代人的报复性揶揄，可能使人感到惊讶。但它没有违背受伤的心灵吗？不再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在预见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文明出现的时候，便把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逐渐积累起来的辛酸，完全洒在他的《回忆录》里了。既然政变粉碎了他寄托于共和国的最后希望，就不能要求他不放弃他的希望。如果相信他在信中向纳索·西尼尔所说的，则于他同自己的同事一起被困在外交部的大房子里的12月12日夜，巴黎第10区的区长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坏的记忆。他在信里对纳索·西尼尔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在外交部里那样感到满意。教育、贵族出身、天才以及特别是社会精神方面的法国精英，都被关在这间大房子里了。我们勇敢地参加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束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遭到一些失败，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我们都处于面对危险而不害怕的兴奋状态。在扣押我们两个多小时的庭院中，布罗伊公爵和我撕碎或咬碎文件后，被转入一个类似长廊式建在大厦上层的仓库中，这个地方是在较好的房间住满人时供人住的。我们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住进供士兵居住的铺有草垫的房间。我懒得整理床铺，和衣躺在铺位上。我们无法入睡，整夜从这个铺位转到另一铺位，互讲轶闻和笑话或胡吹一阵。整夜热热闹闹，妙语连篇。” 【18】 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奇遇！他对自己身负重大责任而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并没有一点儿惊慌，反而立即清除一切烦恼，觉得这一事件早已在酝酿之中，而现在终于发生了。

    12月2日政变使托克维尔重新回到书斋，着手去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很有可能，《回忆录》是为构思这部著作做某些准备的。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回忆录》或许未能帮助他决心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法国不需要反复多次的革命，只有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决众多任务。这次革命还没有结束，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只是它的一个阶段。托克维尔想探究他目睹的这场可怕的悲剧的深远原因，但他未能做到。由此可见，既然1848年的事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1789年革命的结果，而他又想查找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原因，所以他没有动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是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与这位历史家的声誉密切相关，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经验都写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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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托克维尔的公务生涯，我们有两项资料可以用来说明和补充《回忆录》：第一是“通信”，但“通信”的正式出版还有待一些时日；第二是他与纳索·西尼尔的“谈话”，我们引用了已经多数出版的部分 【19】 。纳索·西尼尔是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个习惯，从1848年5月起，凡与托克维尔在巴黎、在伦敦相遇，或与托克维尔在诺曼底、在索伦托编写《回忆录》期间，都要把他们每天的谈话记录下来。西尼尔把他做好的谈话记录交给他的朋友，托克维尔有时对记录加上注释，以使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准确。在1848年和以后几年间，当时的政治和托克维尔在《回忆录》记述的事件，是他们谈话的主要题目。这位英国经济学教授的记录，往往经托克维尔的精选而再现于《回忆录》。但是，他的朋友送来记录叫他看时，他便同他的朋友一起在记录上做某些修改，并且好像没有向西尼尔说明而把一些讽刺的字句保留在《回忆录》里。

    西尼尔的笔下留下了托克维尔的一些真心话。托克维尔的所有朋友都一致认为，托克维尔没有政治家的气派。而且没有人发现托克维尔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脾气和精神烦躁的问题，同健康情况一样，日益变坏。1850年8月21日里韦就指出，托克维尔的学识连同他的性格、勇气和才华，似乎可以使他成为以迪福尔、博蒙、朗瑞奈为主要成员的一派的首领。“但是，首先他体力不支，妨碍他在议会的辩论中能够经常以党首的身份出现。其次他也不愿意附庸随和。他不想阿谀奉迎，也不迎合或听取在议会占多数的庸俗分子的意见。他几乎叫不出这些人的姓名。” 【20】 博蒙也有同样的评述。他对西尼尔追述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时，说托克维尔生前数年曾经有过主掌政权的雄心，但他未能说服托克维尔要对特别反对他的议员们表示彬彬有礼。“在他再次规劝他之后，由于他对人家的意见表示冷漠，他才握了一下（迪朗·德·）罗莫兰坦的手，然后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今后是否还会保持这样。”博蒙接着补充说，托克维尔的这种轻薄态度，绝不是想平息今后将与他在几乎所有的委员会里共事的同僚的愤怒。 【21】

    这本《回忆录》分三次写成。托克维尔于1850年6——7月间在诺曼底的宅邸开始写作；1850——1851年冬在那不勒斯湾的索伦托疗养时继续写作；1851年9月，他利用立法议会休息期间又拿起笔来续写。当时他住在凡尔赛郊区，是从6月初搬到这里的。从意大利回来后，他要住在离巴黎较近的地方，以便参加立法议会的工作。但为了不受运动的影响和避开城市的夏季炎热，他在乡间租了他朋友里韦的房屋居住。

    在《回忆录》的最初几行，托克维尔就把他的设想告诉了我们：既不追忆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谈他在1849年10月31日辞去外长以后的事情。可惜这个计划并未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实现。托克维尔没有写完《回忆录》的全部。对1848年六月起义期间他担任外交部长的活动，只是一年以后在索伦托写了一个提纲。这就是关于这一期间的全部回忆。人们可能更加惋惜的是：他只想对德国的政治局势作极其简要的叙述，比如他对1849年春去法兰克福和波恩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就说得十分简单。关于外交工作的最后一章，也是写得不够完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托克维尔对他入阁的暂短期间所处理的重大问题，比如罗马问题，事实上几乎没有谈及。这样的空白是不应当有的。在瑞士问题、皮埃蒙特问题和匈牙利难民问题之后，罗马问题始终是托克维尔需要处理的问题，并把它放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加以略述，因为这个问题是使内阁垮台的主要原因，所以把它作为《回忆录》的结尾了。国民议会的复会，毫无疑问占去了他的时间。议会在反复讨论修改托克维尔所报告的宪法草案之后，一直开到1851年8月初。11月4日议会复会工作。而在这一天，托克维尔已经离开凡尔赛去了巴黎。1个月以后，政变剥夺他的职务，而这次终于使他下了决心，开始写《回忆录》。他的生活也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托克维尔的这部《回忆录》完全是为自己写的，而且写得断断续续。“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我的最好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在写《回忆录》，因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悦于他们的写作自由。” 【22】 他在1850年12月15日从索伦托致友人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中，也有同样的表示：“……我无须对你说1848年的回忆不能公布于众……我对于公众以及我的同时代人和我本身所作的自由判断，使这种公布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我以某种文学形式适合公众口味表述自己的时候，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23】

    因此，托克维尔从来也未曾想写一部适合公众口味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当人们能够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才能对工作带来兴趣的问题。他曾向博蒙透露过：他只想为自己高兴而写作，不想为给观众看而写作。这个决定将来可否发表的观点，完全损害了智力作品所能提供的乐趣。” 【24】 因此，他从不想减弱其感情的冲动力量，从不想缓和他对人对事所做的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论断的口气。他的思想对一切反对的意见全然不顾，完全自由地以直截了当的尖刻形式表现出来。若干年以后，他向他的朋友里韦意味深长地承认并告诉他说，基佐将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对这方面感到遗憾，他不让他的后人在他身后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倒是特别喜欢作者身后出版的回忆录。当一个人再没有什么希求又没有什么恐惧的时候，应当在他死后叫人们尽兴地去琢磨他生前所负责的事情。” 【25】

    这表明他在授权他的好友在他死后发表《回忆录》，但绝不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而使他看到。托克维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地作了这样的嘱咐。托克维尔不希望他的《回忆录》给生前与他关系好的人带来烦恼————虽然他知道自己对这些人的评论是十分严厉的。他也担心自己的这部作品不够全面。文中只是对公众认为值得尊重的人物的评论作了某些必需的小小删节。

    他的这些生前安排，受到他的侄孙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的审慎尊重，伯爵十分仔细地审阅了初版文本。初版在1893年由卡尔蒙——莱苇出版社出版，这时已是托克维尔死后34年了。在初版中，原稿有许多页被剔除没有付印。其中一部分涉及一些人的人格的地方较多。但大部分与托克维尔描述的政治家有关，而且对一些大人物还写得特别尖刻，这些地方只有让读者将来去看了。这样做是符合托克维尔原来就曾删节的想法的。1893年，还离第二共和国的存在时期不远。慎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全文进行了简单的整理。这可以从原稿中找出托克维尔绝不愿意留在发表后的文本中的疏漏和笔误。因此，对这些地方做了更正或修改。为了避免同一个词在一行中重复出现，还由另一个词来代替。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回忆录》由加利马尔出版社列入《为了现在而回顾过去》丛书再版。我们这次对第一版的文本几乎做了全面修订。修订的地方涉及一页、两页，甚至更多页。有时只修订几行、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因过于尖刻而被删去的形容词。在第一版没有排入的最重要部分中，我们恢复了对路易·菲力浦的原来只是零星谈到的精彩评论，以及托克维尔自述他在七月王朝时的政治生活的段落。这些段落好像向我们解释他为何被议会的同事批评和由此产生的误解。除了这些增补和更改，再没有对初版的文本做任何修改。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家属也这样嘱咐过我们。这样，我们就尊重了为这一版规定的宗旨和它具有的特点。

    今天，《回忆录》一书已被收进梅耶编的这套《托克维尔全集》。和本全集的其他各卷一样，它也应当满足历史科学的要求。我们欢迎必要的批评。这次新版也完全忠实于原稿。经过修复的文本，恢复了托克维尔留有疏漏的初始底稿的原貌，改正了笔误。原稿的个别页中留下的可能忘记涂掉的段落，也被注释出来。异文全部收在本书的卷末。 【26】 异文多半属于单词和动词时态变位。

    不管怎么说，托克维尔是关心他的著作有不完善之处的。边注或栏外旁注显示，他要对他感到无用或冗长的段落进行修改。但他通常只用笔将他拟删改的部分圈起来。这样的段落大部分仍保留在1893年版和1942年版中。细心的读者可能感到奇怪，这些地方怎么又出现在新版上了。不错，我们这次又把它们保留下来，但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注释中。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即《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托克维尔没有间断一气呵成写出的。各部分自第一版起就分成章的。这应当感谢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他对每章作了简明的提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章次是由托克维尔自己分的。这是不是保存了原稿的原样呢？要不要变更这样的分章和每章前面的提要呢？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原来的章次是十分合理的。它使整个作品保持了良好的平衡，而如果让第一部分只由长长的一章构成，则将破坏这一平衡而读起来不舒服。

    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全凭他的记忆，而是请教过同时代人和利用了他收到的私人信件。其中拉莫里西埃的来信，就在关于外交问题的一章中利用过。也使用过官方文件。可以发现他在文中从《总汇导报》或制宪委员会的辩论记录上摘下的文句。许多不明情况的人可能认为，经作者多次涂改或修正的手稿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初稿。但既然一开始就有许多涂改和修正，则不是托克维尔自己所为又是谁呢？手稿中涉及某些人的词句，有的被涂掉，有的字迹难以辨认。人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还从原稿中把他所批评的某些人删掉。那么，是谁叫他这样做的呢？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大概是博蒙或托克维尔夫人吧！

    为把这部著作整理好付梓，一些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们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全集的这一卷的出版，令人不快地一拖再拖。但是，我们得到J. P. 梅耶先生和以皮埃尔·勒努万先生为主席的《托克维尔全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理解，这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和宝贵鼓舞。在这里请他们接受我们的由衷感谢。我们还对负责复校工作的保罗·巴斯蒂先生和让·蓬米埃先生给我们的帮助表示谢忱。安德烈·雅尔丹先生给予我们的热诚协助，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怎样加倍地感谢他，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多余的。从备查资料里和托克维尔文件里找到的一些未刊的文稿，都是由他帮助我们找到的。我们也完全明白，我们应当加重报答他的援助。

    吕克·莫尼埃

    注　释

    【1】 　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由夏尔·H. 普塔斯推荐和注释，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2】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与法国人》，巴黎，1868年，第313页。

    【3】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费尔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1卷，第446页。

    【4】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下同。————译者）。

    【5】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

    【6】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共两卷，伦敦，1872年。第1卷，第68页。

    【7】 　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4卷，《英国通信》第一部分，第37页。

    【8】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第86页。

    【9】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340页。

    【10】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9章，第151——152页。

    【11】 　《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136页。

    【12】 　同上书，第4卷，第325页。

    【13】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杰克·莱夫里：《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与道德思想》，牛津，1962年。

    【14】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2章，第96——97页。

    【15】 　路易·波拿巴的原名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称帝后改称拿破仑三世，所以这本书亦被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文中都用路易·拿破仑称他，而不用路易·波拿巴。————译者

    【16】 　参看雷蒙·阿伦：《工业社会十八讲》，加利马尔出版社，1962年，第33页和以下各页。

    【17】 　《1850年12月15日在索伦托致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载博蒙编：《托克维尔全集》，第7卷，《新通信》，第258页。

    【18】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伦敦，1872年，第2卷，第9页。

    【19】 　J. P. 梅耶又再版了纳索与托克维尔的“谈话”，数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参看梅耶在我们已在前面引论过的《英国通信》关于纳索的注释（第1章，第72页）。我们顺便指出，纳索在《英国通信》的其他几卷与大陆的一些知名人士的通信中，也谈到托克维尔问题。

    【20】 　见上述《托克维尔与纳索·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第1卷，第124页。

    【21】 　见上引书第2卷，第264页。托克维尔的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是他只能在朋友面前暴露的单纯心理问题。关于博蒙的这次谈话，请见J. P. 梅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加利马尔出版社，1948年）。作者在此书《托克维尔对待批评》一章中，提到人们并不太熟悉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希尔布兰德的著作《从路易·菲力浦登基到拿破仑三世垮台的法国史》（戈塔，1879年），并在第163页抄录关于托克维尔特点的一段：“他的同时代人并未给予他以足够的重视，或没有完全理解他：他们总是指责他希望保持已经死去的过去的思想，有喜欢建立还没有成熟的新秩序的愿望；说托克维尔既不关心君主制和共和国，又不关心否决权和政府责任，等等。他在以某种方式寻找一种可以自行治理而不致退化为专制的民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在历史中自然产生。因此，保守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把他看成美好的统一和法国在1789年革命创造的秩序的敌人……甚至有教养的公民都不太喜欢他……”

    【22】 　《回忆录》，见本书第一部分，第1章，第29页。

    【23】 　见前引的这封信。

    【24】 　1851年1月5日发自索伦托，载《未曾发表的作品和通信集》，第2卷，第169页。

    【25】 　《英国通信》，第1卷，第217页。

    【26】 　中译本将其改放在各页的下方，注码用〔1〕、〔2〕、〔3〕……标示。但因两种语言的特点，异文并未全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