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孟子

    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邹人，孔子的三传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不过在他以前好几代早已衰落下去了。他曾经游历齐、梁、宋、滕诸国，还给齐宣王当了一段客卿。但终于不得志。现存《孟子》一书，大概是他的弟子们就他平生的言论编纂起来的。孟子一向被认为是继承孔子学说的正统，至并称为“孔孟”。他对于孔子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有所发挥，可是把孔子学说更加唯心主义化了。他在后来中国思想史上有极大的影响。

    （一）人性皆善

    孟子是性善论的首倡者，可以说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皆善，主要的证据有如下几点：

    （1）良知良能 他说：“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人生下来就是具有良知良能，如小孩子不用学都会爱亲、敬长，可见善是人性中所固有的。

    （2）平旦之气或夜气 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弃其良心者，亦犹斧近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同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又牿亡之矣。牿之反复，则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良心者，是岂人之情也哉？”人都有良心，纵然白昼之间，作种种坏事把他凿丧，但是当清夜间，当五更鼓儿时候，摸摸心口，良心还会发现。这不又可以证明人性本善吗？

    （3）突发的怵惕恻隐之心 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则必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突然看见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立刻惊惶起来，赶紧去救他。这里面一点私人打算也没有，既不是想和孩子的父母拉交情，又不是想得到乡党朋友间的夸奖，也不是怕落坏声名，完全是出于良心之自然。在这一瞬间，人性皆善，也分明是可以看出来的。

    根据人性皆善的看法，自然可以推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这样，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正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但是把“善”归到人性上，看成是先天的，而并非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这一方面是把那些封建道德神圣化，并且笼罩上一层唯心主义的云雾，同时，凡是不合乎封建道德标准的，都可以加上个违反人性的罪名，而骂他们不是人。孟子明明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所差别的就那一点点，可是那一点点只有“君子”（贵族）保存着，而“庶民”（小百姓）却都失掉了。

    （二）民为贵

    尽管孟子有他的阶级偏见，但他还是能够替民众发出些呼声来。他满怀悲悯地控诉出当时人民呻吟在虐政下的颠连无告。他主张与民同乐。他痛骂独夫、民贼、暴君、污吏。他竟然说出“民为贵”，而“君为轻”的话来。他把君臣关系看成相对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臣竟然能把君当作仇敌看待，这还了得！有一次，邹君问他：当邹国和鲁国打仗的时候，邹国的官吏战死了几十个，而人民却没有跟着去战死的。要说杀他们吧，不胜其杀；要说不杀他们吧，这样仇恨官长，坐视不救，实在太不成话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孟子却这样回答：“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士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忧焉。”你平常虐待百姓，不管他们的死活，到紧急关头，他们自然要报复你。这就叫作“出乎尔者反乎尔”，照样回敬你一下，你何必怪罪他们呢。孟子在这里显然是替人民辩护。他所以这样说，只是想拿人民反抗来对君主吓唬一下，使他知道警惕，其根本目的仍是为着巩固君主和贵族们的统治。但即使是这样，他的眼睛也总算看到人民方面了。

    孟子极重视得民心。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焉而已。”如果暴虐百姓，必致身败名裂，永受唾骂。“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得天下，失天下，关键全在民心向背上，说得这样深切著明，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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