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麻》、《兵》，都是针对彦博而作的。因此三年以后，在唐介和彦博进行正面斗争的当中，尧臣更感到十分激动，他认为正义在唐介的一面，作了一首《书窜》。这首诗的战斗性，更是异常强烈。

    除了这三次的斗争以外，附带地也可以提到尧臣和范仲淹中间的矛盾。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在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失败以后，尧臣显然地站在仲淹这一面，除了所作的若干诗篇以外，他还有一首《灵乌赋》。他说：“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他指出仲淹所受的委屈，这一件事大大地感动了仲淹，因此仲淹也作了一首《灵乌赋》，表示共同的感受。可是在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及至西夏和宋王朝的战争告一段落，仲淹入京，由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尧臣的《谕乌》、《灵乌后赋》，都对仲淹进行指责。实际上仲淹也确有可以指责之处，《宋史·范仲淹传》说他“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也隐隐提出仲淹所以招致物议的所在。

    在政治斗争中，尧臣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但对于当时受到非议的吕夷简、王拱辰无所畏惧，同样地对于当时号称人望所归的文彦博、范仲淹也是同样地搏击。欧阳修对于尧臣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但是他的官大了，阅历也深了，因此感觉到有必要对尧臣的斗争态度，给以一定的掩护。他在《梅圣俞墓志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这一段话恰恰抽去尧臣诗中的战斗性。我们能说他的作品止是“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吗？当然不能的。欧阳修为了给尧臣打掩护，无意中却有损于尧臣的作品，使后人受到蒙蔽，不能认识尧臣作品的精神面貌。因此更加深了理解的困难。

    要理解尧臣诗，必须理解他的身世和他的时代，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尧臣论诗的主张。

    本来，从唐代起，论诗就有两种坚决不同的主张。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说要“关于诗而不关于事”；可是白居易在《答元九书》里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两个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尧臣在河南县主簿任内的时候，在钱惟演的指导之下，没有和西昆派划清界限，可是他的诗清丽闲淡，也没有受到西昆派太多的感染。庆历五年（1045），尧臣四十四岁，他经历过三任主簿，两任县官，一任监税，看到宋王朝在对外作战中的腐朽，和基层官吏的横暴，这就鲜明地揭出他论诗的主张。他在《答裴送序意》中说：“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安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辩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作诗必须“因事”，而不能用“区区物象”，销磨自己的岁月。尽管在作诗的当中，他的风格和白居易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可是他的主张是和居易一致的，同样地提出《诗》三百篇的优良传统，作为学习的榜样。这一年他在仕途中不得意，到许州去担任签书判官，欧阳修也因为受到诬蔑，从汴京外放，出知滁州。庆历六年（1046），尧臣有《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他说：“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在这首诗里，他依然提出要发扬古代的优良传统，把诗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作为“区区物象”的画布。在襄城的时期，他的风格已经完成了，《田家语》、《汝坟贫女》都有卓著的成就，而庆历五年的《梦登河汉》，更是嘻笑怒骂，把对现实的批评和浪漫的夸张手法，结合一起，鞭挞所及，已隐隐接触到最高统治者。在许州的当中，他有《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一首。他又说：“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他指出两种不同的主张，两种不同的诗歌，但是他的爱好是明显的，而他对于“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那些作品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尧臣有了坚定的主张，也找到了发展的道路。刘克庄说他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他所开的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山。

    有人说尧臣论诗主张平淡，是不是有这一说呢？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这个说法，又是在什么心境之下提出的。本来尧臣在许州，已经是穷途末路，正如欧阳修这一年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说的“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秋天以后，他道出颍州，那时晏殊正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出知颍州，他对于尧臣非常重视，尧臣多少也有一些知己之感。晏殊和尧臣论诗，很推重陶潜，但是不甚喜欢孟郊，又极力把尧臣推捧一番，指出他的作品，确实可以上比陶潜、韦应物。他说这是天下的公言，并不是他一人的私言。当然地，晏殊是一位老官僚，所说的不一定是由衷之言，可是尧臣为他所感动了，在《依韵和晏相公》中说：“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一为清颍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菼，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他所说的平淡，止是说他到了颍州，和晏殊接触以后的认识，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过去“文字出肝胆”的主张。他的穷途不免使他在说话中有些迁就，但是对于自己的诗歌，提法没有变更。还有一次是在嘉祐元年（1056），他由宣城回汴京的途中，读到邵必的诗以后。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譬身有两目，了然瞻视端。”这是说邵必的诗以平淡为宗，可是在他谈到自己，却说“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读邵不疑学士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他说邵必是平淡，但是自己所向往的是李、杜、韩，他的企图是手执长戈利戟，在斗争中决一番生死。世上有这样平淡的诗人吗？尧臣论诗，正面谈到平淡的地方，一共止有两处，没有第三处了。

    我们可以看到，尧臣和白居易一样，都是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当然，他们所提出的思想内容和我们提出的思想内容，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等同起来。尽管尧臣的一生，和作《与元九书》时期的白居易一样，都是下层官吏，他们由于地位的关系，和一般人民比较容易取得联系，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可以交流的成份，但是他们终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对于人民总还居于统治的地位。他们最多只是好心好意地希望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也就是更服帖一些，归根到底，还是让统治阶级的地位可以坐得更安稳一些。白居易如此，梅尧臣如此，尧臣所重视的年青人王安石亦复如此。尧臣在《得王介甫常州书》里提到“傥如龚遂劝农桑，傥如黄霸致凤皇，来不来，亦莫爱嘉祥”，正流露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所称为好的统治者的希望。

    是不是尧臣也提到艺术创作的要求呢？他自己没有说起。欧阳修在《诗话》里曾说：“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欧二人的关系，前后达三十年，这些话不知是尧臣那一年说的，因此也无从揣测说话时的心境。大体讲来，作为一位诗人，圣俞必然不会忽视艺术的要求，可是他正面提出的还是侧重思想内容的方面，因此在他思想中，两者位置的先后也就可想而知。他的作品如《腊日雪》、《鲁山山行》、《春日拜垅经田家》、《江上遇雷雨》、《重过瓜步山》、《金陵三首》、《秋日家居》、《东溪》、《答高判官和唐店夜饮》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确实能体现他在艺术要求方面的主张。尤其可以注意的，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浪漫的手法。关于《梦登河汉》，前边已经说过，其他如《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也有浓重的浪漫气息。

    尧臣诗篇所以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主要还是由于他有爽朗的人生态度。他在《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里说起：“平生少壮日，百事牵于情，今年辄五十，所向唯直诚，既不慕富贵，亦不防巧倾，宁为目前利，宁爱身后名！文史玩朝夕，操行蹈群英，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众人欣立异，此心常自平，譬如先后花，结实秋共成。”有爽朗的人生态度，经过长期的艺术修养，看到艰危的国家形势，而自身又恰恰遭遇坎坷的政治生活，这一切都为尧臣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获得极大的成就。在这些上面，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深厚的感情。他爱国家、爱人民，也同样地爱妻室儿女。杜甫的《月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透露出他对于家室的关怀，在这一点方面，尧臣经历了丧妻之悲，因此叙述得更深入，更沉痛。《悼亡三首》、《书哀》、《怀悲》、《椹涧昼梦》、《灵树铺夕梦》、《梦睹》、《悲书》、《麦门冬内子吴中手植》、《梨花忆》、《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寄麦门冬于符公院》、《八月二十二日回过三沟》等篇，都充满了深沉的怀念。这并不是说尧臣没有一些“外遇”，他的《一日曲》、《花娘歌》，都做过充分的暴露，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妻室的热爱。对于子女他也有深厚的情怀；《悼子》、《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固然深刻，可是《秀叔头虱》、《依韵答永叔洗儿歌》，也抒写了由衷的情感。

    在介绍尧臣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得指出他的缺陷。在他的主张开始形成以后，为了贯彻创作的企图，他有时故意不忌俗恶，甚至破坏了诗的形象。在《扪虱得蚤》里，他说：“兹日颇所惬，扪虱反得蚤，去恶虽未殊，快意乃为好。物败谁可必，钝老而狡夭，穴蚁不啮人，其命常自保。”这首诗当然不是恶诗，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尧臣可能欣赏“去恶虽未殊，快意乃为好”两句，这便走上散文化的道路。他的《田家》、《陶者》，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在他写《倡妪叹》的“万钱买尔身，千钱买尔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的“吉凶非予闻，臭恶在尔躬，物灵必自洁，可以推始终”；都使人感到诗的形象的破坏。这都是“开山”工作中可能碰到的障碍。为了开辟新路，有时不能不斩荆披棘，跋履险阻，要求十全十美，必然不易打开新的途径，这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现行的梅尧臣集，都出于宋绍兴本，称为《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这个本子现在看不到了，流传下来的是翻刻的宋嘉定本，可是也只留存半部（卷十三————卷十八，卷三十七————卷六十）。明代有正统本，根据宋本刊刻，也是六十卷，可是和残宋本相比，在那三十卷之中，已经缺诗八十七首。正统本以后有翻刻的万历本，称为《宛陵先生集》。清代陆续出现的刻本，多根据万历本，一般人止知有《宛陵先生集》，对于《宛陵先生文集》的名称，反而感到有些生疏。及至《四部丛刊》影印《宛陵先生集》出，万历本获得广大流传，成为通行本。清初又出现宋荦本，因为基本上和正统本一致，可能是出于正统本。张元济在影印残宋本《宛陵先生文集》跋中，曾经指出正统、万历“二本殊无删削之迹，余又疑宋明之际，必更有一删订之本为其所自出，特亦不传于今日耳”。张说亦有所见，但是无法证明，很可能正统、万历二本，都是明代的所谓“书帕本”，是宣城地方官吏刊刻，作为官场中相互馈送的礼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不免产生一些可以避免的差错。宋荦本做过一些校刻的工作，因此得到部分读者的拥护，但是当时校刻的企图，止是把旧本所用的通行字，改为科场中的正体字，指不出校刊的根据。本书在选注时，以残宋本和万历本作为底本，以宋荦本或他本参校。

    在北宋时代，梅尧臣的作品有谢景初所收的十卷本，欧阳修所选的十五卷本，和《梅圣俞墓志铭》所说的四十卷本。南宋时陆游《渭南文集》指出有《梅圣俞别集》，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言有外集十卷。这些本子完全失传了。今流行的止有六十卷本，尽管自明以后，篇幅有所散佚，但是还是六十卷，从宋本到今日的通行本，实际上是一线相传，保留着南宋以来的面目，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因为全书既非分体，又不是完整的编年，无论从学习创作或探讨作品方面讲，都给读者以不少的困难。梅尧臣诗的不易理解，这也是原因之一。大体讲来，全集六十卷是按照两条线编年的。从第一卷到第二十三卷是第一条线，所收作品自天圣九年（1031）起，至嘉祐五年（1060）止；从第二十四卷至第五十九卷是第二条线，所收作品自庆历五年（1045）起，至嘉祐三年（1058）止。第六十卷专收部分赋及散文，作为一条边线，不在两条线之列。第一条线较长，前后三十年；第二条线较短，前后止有十四年，但是中间都不是前后一贯，而是断断续续，平行前进的；有时还不免有插花的地方，前后倒置。这里必须经过一番据事定点，由点及面的工作。本书在每篇以后，都指出创作的年代。待全集整理完毕以后，希望能有机会加以仔细的说明。

    近人对于梅尧臣诗最有研究的是夏敬观，字剑丞，新建人。他自己曾说：“我生平于宋代的诗，最崇拜的是梅尧臣，他的诗，我研究的工夫为日最久，致力最深。”这是一位学者应有的自负。他有选注《梅尧臣诗》，已刊；又有《梅宛陵集校注》，未成书，自言“于全集之当校注者，殆十得六七，精力衰朽，不得蒇功”。本书采用夏说较多，整理全集时，必当将夏说一一列举，庶几不没前人的苦心。

    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不够，也正因为如此，在进行工作中，不得不逐步摸索，探讨前进。第一步先对全集，进行编年，对于尧臣作品发展的全貌，获取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二步探求尧臣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道路，写成《梅尧臣传》。第三步选注本书，借此征求各方的指示和帮助。最后整理全集，希望写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在夏先生没有完成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工作。本书的错误和缺点，一定有很多自己没有看清，因而没有订正的，希望同志们详细指示，给我一个修订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同志们对于全集的整理，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工作当中，先后获得吕贞白、冒效鲁、梅运生、江士凡、顾易生等诸位同志的帮助较多，借此志谢。

    1964年3月 朱东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