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如来藏的概念虽然不是《胜鬘经》创设的，但如来藏的系统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义理“在缠位”说却是本经建立的。如来藏系统理论一经建立，便形成了一种具有激动力的思潮，在印度佛教史上，作为大乘中期的重要思潮，激励着瑜伽行派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唯识学说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从南北朝起，成为涅槃学系的重要支撑，后终于导出以《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真如缘起的宏论，遂又借《大乘起信论》的增上力，裨益天台、贤首、法相等。宋以后，本经的讲习研究虽转衰羸，但近代又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佛学院重编的《释氏十三经》，将它列为天台学系的代表经典之一。

    先说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影响。本经对瑜伽行派的影响是逐渐发生的。本经凸出讲到“在缠位”隐覆义，但在论述自性清净心如何有染，又如何离染时却非常含糊，甚至反复感叹“难可了知”。但是本经也流露出想搞清其中的内心机制和行运过程，所以提出了要“观察施设根、意解境界”①（这一句在唐译本中写作“观根、识、境”，其理论取向体现得更为明显）。

    但是本经的作者尚停留在旧有的心识知识上，只提出了“于此六识及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②。由于缺乏新的理论工具，所以“七法”仍含糊在旧的根、识、境知识范畴里。然而它毕竟启示人们确认掘进方向之所在。

    踵后出现的《解深密经》正是紧紧抓住了根、识、境，不过改造了“心法智”这个纯“向上门”的含糊概念，代之以唯识范畴的阿赖耶识（ālaya）。阿赖耶的梵语意就是含藏，此经还把阿赖耶识称作阿陀那识（ādāna），阿陀那的梵语意为执持，不过是含藏的同义词。究竟什么是阿赖耶识？此经借如来之口说：

    “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愍世间……吾当为汝说心意识秘密之义……于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此识亦名阿陀那识，何以故？由此识于身随逐执持故。亦名阿赖耶识，何以故？由此识于身摄受、藏隐、同安危义故。亦名为心，何以故？由此识色、声、香、味、触等积集滋长故……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③

    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从心意识秘密着力的理论取向和建立阿赖耶识缘起义理体系的理识意图。此经所提出的著名的三相三无性即遍计所执相（Parikalpita）无自性、依他起相（Paratantra）无自性、圆成实相（Parinispanna）无自性，无非是以阿赖耶识为核心讲通“流转”与“还灭”，这正是如来藏的关注范畴。但是，此经也没有明确地系统结合如来藏说论述阿赖耶识。

    将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结合起来详论的，是迟至五世纪才产生的《楞伽经》，此经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等而视之，且将《解深密经》中讲述的七识，进一步细分为八识，即将阿赖耶识定为第八识，另立一个末那识（Manas）为第七识，定前七识为“转识”，第八识为“本识”，此经说“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当阿黎耶识（即阿赖耶识）不与“无明七识共俱”时名如来藏，与“无明七识共俱”时就叫阿黎耶识④，并说“阿黎耶识名如来藏，无共意转识熏习，故名为空；具足无漏熏习法故，名为不空。”⑤这二空义与《胜鬘经》二空智前后照应。

    佛学界认为《楞伽经》第八识还有许多没讲明确的地方，两种中译本（汉译、宋译）的文义也不甚清晰。其实也不奇怪，将如来藏融入唯识论，建立全面系统、义理明确的唯识学说，是由瑜伽行派无着（Asanga，约公元三一○——三九○年）、世亲（Vasubandhu，约公元三二○——四○○ 年）、陈那（Dignāga，公元四二○——五○○年）、护法（Dharmapāla，公元五三○——五六一年）等几代人的努力完成的。

    次说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胜鬘经》译介到中国后，受到涅槃师的极大重视，当时著名涅槃师慧观即为此经作序。最早为此经作注的是道生的弟子道猷，道生圆寂后，道猷为弘扬道生遗教，作《胜鬘经注解》五卷。道猷弟子道慈，将《胜鬘经注》缩写成《要解》二卷。其后南朝、北朝均有习涅槃或兼习涅槃的弟子竞相作注疏，南地有慧超的《胜鬘经注》、法瑗的《胜鬘经注》、僧馥的《胜鬘经注》、僧璩的《胜鬘经文旨》、法珍的《胜鬘经义疏》、慧通的《胜鬘经义疏》、梁武帝还为此经撰了《别释》；北地则有道辨的《胜鬘经注》、慧光的《胜鬘经注释》、昙延、僧苑、灵祐分别作了“疏”。十分遗憾的是，上述著作均散佚不存。

    隋唐以前的注疏，幸赖敦煌保存下来两卷，即北魏正始元年（公元五○四年）的写本《胜鬘经义记》、延昌四年（公元五一五年）写本照法师《胜鬘经疏》残本。涅槃师看重《胜鬘经》是因为他们高扬“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其义中连一阐提（Icchāntika，意即不具信，不信佛法者）也不例外。隋代的吉藏归纳涅槃师的教义时曾说：“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⑥

    隋唐僧人的注疏也散失不少，如元晓的《胜鬘经疏》二卷、道伦的《胜鬘经疏》二卷、攀法师的《胜鬘经义记》一卷、靖迈的《胜鬘经疏》一卷均不存。现仅存慧远的二卷《胜鬘经义记》中的上卷、吉藏的《胜鬘经宝窟》六卷、窥基的《胜鬘经述记》二券、明空的《胜鬘经义疏私钞》六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吉藏的《宝窟》。吉藏关注《胜鬘经》也与他兼习《涅槃经》有关。由于吉藏学贯诸系、广识博洽，《胜鬘经》许多难解之处有赖他得以疏通，唐时菩提流志译的《胜鬘夫人会》，大量参照了吉藏的《宝窟》。

    对照两种译本，颇为有趣，除了后者大量照抄前者外，也有不少区别。刘宋译本行文用词古奥理解较难，唐译本行文浅近简明较易阅读；刘宋译本保留了不少外来语句式情趣，唐译本努力写得接近汉语习惯；有的经文，刘宋译本用否定表述法，唐译本则蓄意改成肯定表述法，如刘宋译本“见诸行无常，是断见，非正见；见涅槃常，是常见，非正见。”唐译本作“见生死无常、涅槃是常，非断、常见（意即不抱以断、常见），是名正见。”⑦但为什么历代学人多用刘宋译本呢？这是因为刘宋译本除古趣盎然外，面貌更接近原本；而唐译本更多带有吉藏注的影响，人工汉化的痕迹重，且有的地方明显谬误，如唐译本“一乘章”前文明明写着：“僧者是三乘众……三乘众者，有恐怖故，归依如来。”后文却写作：“而以方便说于二乘……二乘者同入一乘。”然而刘宋译本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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