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本叫曲子词，原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是由于合乐歌唱的需要。宋翔凤《乐府馀论》所谓“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准确地说明了词的特点。

    词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西晋以后，西域音乐陆续传入内地，它同汉族的传统音乐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新耳目的燕乐。这种新乐，很快就风行四方。到了隋代，已成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娱乐形式。为了给这种流行乐曲配上歌词，于是在民间开始了填词的尝试，如像《河传》、《杨柳枝》等，就是隋代群众的创作。入唐以来，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1899年在敦煌鸣沙石室发现的曲子写本，绝大多数都是唐代民间的创作。晚唐五代之际，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词家。从此，它由民间的地位正式登上了文坛，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词，在宋朝进入了全盛时代。两宋之际，作家之众，流派之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美，都是无与伦比的。词以宋称，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有强大的生命力。宋词的成就不只表现在它那美轮美奂的作品本身，而且还体现于它对后来词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大大开张了的词运，在宋以后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继续流传和发展着，直至近代，仍没有丧失其活力。那种认为“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的说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宋朝以后，在金、元、明、清各代文学中，词都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嗣响着宋人而且各具面目，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风貌。不但给予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关系到一代文献，有必要加以研究。本篇选辑金元明清词，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一

    按照传统的分期观点，金朝并不是严格的历史断代的标志。金朝是我国的一个兄弟民族————女真族在北部国土上建立起来的与南宋对峙的区域性政权。女真族，本是生活在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以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十二世纪初期开始兴起，发动了反对辽国奴役的战争。公元1125年灭辽。随即开始了对宋朝的掠夺性战争。1126年冬攻陷汴京（开封），从此建立了对北部中原一百二十年之久的统治。女真政权以武功立国，文化原很落后。入主中原以后，逐渐吸取了进步的汉族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以诗词而论，据元好问《中州集》的统计，录诗二百四十六人，除完颜、耶律履等少数作家以外，基本上都是汉人。《中州乐府》录词三十六家，除完颜和完颜文卿等数人以外，也都是汉人。金代的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金代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中，除大定、明昌间较为安定以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的。这样严峻的现实生活，反映到词里，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悲郁苍凉的气氛。况周颐所谓“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正是时代使然的。所以整个金代，词风与南宋大为不同。周邦彦、姜白石的格律词派，在金人中是很少影响的。响彻北国词坛的是苏东坡铜琶铁板式的豪放风格。前人用“苏学北行”来概括金人诗词的风格，是符合实际的。

    金词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初期的词人如宇文虚中、吴激等，本是宋朝使臣，被强行留用而不予遣返的。处境如此，故不无危苦之词、家山之思。吴激的《人月圆》，昔人比之庾信的《哀江南赋》。蔡松年随父蔡靖由宋入金，仕至右丞相。其词则以雄爽见称，与吴激齐名，号吴蔡体。所作《大江东去·离骚痛饮》一阕，步韵东坡，境界亦复相似。这些词坛的领袖人物，都是宋代文臣，身处忧患，故多悲咽之声，遂使一脉北传，开金代词运。

    中叶以后，世宗、章宗朝，与南宋议和，战端暂息，四十年没有大战。社会比较安定，文化事业相应有了较大发展。大定、明昌之世，经济和文化比较繁荣，史称“几埒于中原盛日”。这时主持文柄的是党怀英和赵秉文。他们都出生于金代。党怀英与辛弃疾同师刘瞻、蔡伯坚，仕金，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秉文为大定间进士，历仕五朝，著述颇富。词学东坡，格调清壮，含婀娜于刚健，颇具境界。赵秉文与党怀英、完颜为词友，而元好问、段克己兄弟俱出其门。对于识拔人材、造成风气起了重要作用，时人比之欧阳修。其它如邓千江、折元礼等并以大泼墨笔法写边塞题材，悲壮苍凉，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高宪为词，能得苏之清放，尝云：“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可见倾倒了。

    代表金词成就的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元好问。元生于末世，饱经离乱，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反映到词里，就有一种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可称时代的悲歌和实录。况周颐说：“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又说：“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蕙风词话》卷三）这样的作品，即使求诸两宋名家也不多见，称得上是金词的上驷了。

    二

    宋金之后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其孙忽必烈于公元1279年攻灭南宋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经过了七十三年之久。此后历传十一帝，于公元1368年为明所灭。这是一个充满赫赫武功、社会动荡和严酷的民族压迫的时代。在蒙古武力的统治下，生产，特别是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城市经济却随着海、陆交通等等的发达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度长期废止，文人地位大为贬低。这些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造成了传统文艺形式的衰落，而市民文艺却迅速高涨起来。代表市民文艺的元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代之胜的。词在元代文学中属于从属地位，因袭多而创造少，其成就自然不及元曲。但是，它去宋未远，流风尚存，而且词曲为姊妹艺术，相近之处很多。故元代词作，尚有可观的建树。早期词家，多为宋、金之遗：如耶律楚材、杨果、李治等出自金国；仇远、赵孟、詹正等出自南宋。他们的词作自然带有前代的馀风。然而，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也不能不受到纷变万端的时代风云的影响。所以，反映在元词里的风格，比金词要多样化一些。在前期的佐命元戎中，张弘范的《淮阳乐府》令词清俊，有小晏风调。而出身僧家的刘秉忠，其《藏春词》却充满了英雄气概。他的《木兰花慢·混一后作》，真有经纶天地、股肱八方的气势，是颇能表现大一统的开国气象的。王闿运评为：“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跋《藏春乐府》）是颇为扼要的。

    元中叶诸词家中，刘因、许有壬、张翥的影响较大。刘因的《樵庵词》笔力雄浑，逼近东坡。许有壬的《圭塘乐府》境界高迈，有“长枪大戟”意度。然而多用直笔，蕴藉或有不足，风格与刘过为近。张翥是仇远的弟子。他的词守律严，措意深，与宋末格律派诸子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极受推重，有“飞鸿戏海，舞鹤游天”之誉。然而内容狭窄，情绪比较低沉，又多咏物之作，对于这些局限也是必须看到的。

    元词在反映生活方面，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的佳作。如像王恽的《鹧鸪天》，描写说书女艺人，声口姿态，栩栩如生，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刘壎的《菩萨蛮·和詹天游》，揭露了“狐兔穴岩城”、“北语南人说”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的现实。罗志仁的《木兰花慢》，讥讽禁民酿酒的乱政，有力地抨击了元蒙统治集团作法毙民的腐败政令，意庄而语谑，是难得的现实主义佳作。

    元词还有一个特点值得重视，就是产生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词家。如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李齐贤是高丽人，萨都剌是蒙古人，司马昂夫是色目（维吾尔）人，皆有词集流传。特别是萨都剌的《天锡词》，清旷雄奇，尤其为世所重。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乃是各兄弟民族所共同培育和创造出来的，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引以为骄傲的。

    三

    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的统治算起，到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下北京为止，历时二百七十七年，史称明朝。朱元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推翻了蒙古贵族的暴虐的民族压迫，并且采取普查户口、兴修水利、实行屯田等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它法网严密，赋税苛重，阶级压迫仍很残酷。明代废除宰相，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又重用宦官，广布特务，推行八股取士，箝制人们的思想。这样腐败的政治，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的发展。大致来说，除了流行于民间的、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为特点的小说成就较高而外，其它方面都比较贫乏。以词而论，尤其显得萧条。明人钱允治在《国朝诗馀序》中批评说：“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拍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可谓切中时弊。所以从来治词学者，很少提到明词。明词的研究，真正成了一片荒地。虽然如此，也不能认为它一无可取而全盘否定。词至明代虽有所衰落，然而初期词家如杨基、高启、刘基等人，还各具面目，保存了宋、元的遗风。朱彝尊诩为“温雅芊丽，咀宫含商”（《词综发凡》），其格调与宋末词社诸家为近。中叶词人如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非无才藻，但一味逞才恃博，未免浅露芜杂，于格...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