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也就從“諷諭詩”着手。其不屬於“諷諭詩”的，只要藝術成就較高，而又足以説明問題，亦擇要撮舉。

    白居易善於選擇題材，揭露矛盾，大抵取自耳聞目覩的社會現實生活。《長慶集》的一些名篇，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其所依據的生活素材，本身就具有典型意義，再經過適當的藝術加工，遂成爲情文並茂的不朽名作。他的許多詩篇，使用了敍事詩這一體裁。因爲敍事詩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便於塑造典型性格。比起自抒胸臆的抒情詩，更有利於揭露社會矛盾。他的一些被人傳誦的敍事詩，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井底引銀瓶》以及《長恨歌》、《琵琶行》等，上承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孔雀東南飛》、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六朝的《木蘭辭》等作品優秀的藝術傳統，和唐代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等名篇一樣，都是我國詩歌藝術的瓌寶。

    白氏的“諷諭詩”中也常有一些生活特寫，如《輕肥》、《歌舞》、《買花》、《宿紫閣山北村》、《觀刈麥》、《新製布裘》等。這些詩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没有集中的人物形象，只是着力刻畫生活上的某一片段某一側面，從而表示作者對這種或那種生活的評價。值得提出的是：當白氏評價某種生活的時候，往往避開自己直接抒發議論，而是通過對另一階級生活的描寫作對比而體現出來。

    下面我們試用《輕肥》、《歌舞》兩篇爲例，談談白氏創作方法的某些特點。《輕肥》寫的是“吃”，宦官們吃的是“罇罍九酲，水陸八珍”，而老百姓則遇到荒年，連“糠菜半年糧”都混不上，只能互相交换，“吃”掉自己的至親骨肉，而後同歸於盡。這兩種極端對立的社會生活，在詩人的筆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歌舞》中，劊子手的頭子（秋官、廷尉）酒肉争逐，畫閣裏炭火熊熊，又有重裘庇身；而大獄裏却關押着數不盡的衣不蔽體的老百姓，在三九大雪天橫七豎八地默默死去。而要了他們命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酒酣耳熱的傢伙們。這又是用強烈對比的技法勾勒出來的一幅悲慘陰森的社會生活圖景。

    除去敍事詩和生活特寫以外，白氏“諷諭詩”裏又有不少的寓言詩。寓言詩的特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這是在言論極不自由的歷史條件下，詩人所採用的一種紆迴、隱蔽鬭争的表現方法。《長慶集》有許多咏物詩和咏史詩，往往都是寓言體：像《觀海圖屏風》、《感鶴》、《贈賣松者》、《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等篇，就都屬於這一類。《贈賣松者》和《新樂府·澗底松》實際上是同一主題，寓言的意味十分明顯。《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首，表面上似是作者在感嘆大禹治水，半途而廢，貽患至今；實際上這首詩乃是作者借古諷今，慨嘆憲宗李純對削平藩鎮，統一中國，有始無終，没有取得徹底勝利。故結尾有“坐添百萬户，書我司徒籍”的想望語，這顯然和消滅割據有關，而和治水無涉，和《觀海圖屏風》用的是同一手法。詩中魚、鱉、鰲、龍，都是擬人。

    白氏還寫了不少咏懷詩，以直抒胸臆。這類詩緣事而發，因心成咏，藝術價值雖不都是很高，但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比較廣泛，有的且足以考見作者的政治理想，因此也值得引起我們重視。

    白居易的詩作善於集中描寫，突出主題。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曾把白居易和元稹所作的《新樂府》作過比較，發現元稹在一篇詩裏，有時並寫兩事，這樣就容易導致結構松散，主題不明確。白氏則總是一題咏一事，因此就没有上述元稹所犯的那些毛病。他又發現：白氏即使是寫同一題材，而每篇各有側重，因此形象十分鮮明，主題十分突出。一題咏一事的好處，是在詩歌的有限篇幅内，簡化頭緖，藉此騰出更多的運斤之地，以供作者的揮灑和渲染。就以兩首長篇敍事詩《長恨歌》和《琵琶行》而論，情節也仍然比較簡單，但却刻畫出了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而故事情節，在這裏則居於次要的地位。

    白氏也長於描寫風景，集中有許多描寫風景的詩篇；這些詩模山範水，抹月批風，風格剛健而清新，境界鮮明而生動；使人讀了，能獲得一些美感享受；故亦選注少量篇章，以備一格。

    五

    最後我想談談白詩向口語化的方向努力的問題。

    首先，詩歌創作的口語化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歸根結柢是一個態度問題。這是和他那種“非求宫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使天子知”的創作目標密切聯繫着的，而這更根本的是决定於對人民的態度。劉熙載《藝概·詩概》説得對：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勞頓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誦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物我無間”，就是作家和羣衆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是問題的關鍵。這一特點，在當時的衆多作家中，白氏確實是比較突出的。

    李肇《國史補》説：“元和以後，爲文章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暢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李肇所論唐代詩文種種，並非專主語言，但語言實應看作重要因素。值得提出的是：白氏的獨標淺切，是在當時淫靡、奇詭、矯激的風氣包圍中進行的。語言的通俗易懂，並非輕易能够做到的，而是經過艱辛的努力才獲得的成果。劉熙載《詩概》又説：“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劉氏這種説法是正確的。宋朝何薳《春渚紀聞》云：“自昔詞人琢磨之苦，曾有一字窮歲月者。白香山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稿，塗竄（塗改）甚多。”試看白氏爲了琢磨自己詩歌的語言，曾經付出多少辛勤的勞動！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氏對自己詩歌創作屢次修改加工，是以盡量寫得通俗讓人易懂作爲自己的努力方向的。宋朝一個僧人惠洪所作的《冷齋夜話》曾説：“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采之；‘不解’，則易之。”這一記載可能有些誇張，但至少表明白詩確實有這種顯著的特點。

    此外，還有待於進一步申論的是：自從文人書面作品和民間口頭創作分道揚鑣以後，文人的創作就越來越脱離羣衆；而民間口頭創作，則因限於作家的生活條件，藝術上的提高往往大受限制。因而兩者對流就成爲促進文藝向前發展的必由之路。白氏革新詩體的功績，就在於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把作家的書面文學向人民口頭創作的方向推進了一步，使可讀的文學變成可聽的文學，這樣就無形中擴大了文學的社會作用，同時又反轉過來提高了作家的創作水平。唐張爲作《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是很有道理的。有人不了解作者在這方面的苦心孤詣，仍以一般書面文學的標準衡量白詩，見其不合，即斥其“下偶俗好”（《新唐書》本傳評語）；此“猶鷦朋（朋，或作明；鷦朋，鳳凰的異稱）已翔乎寥廓（高空），而羅者（捕鳥人）猶視乎藪澤（沼澤）也。”

    正因爲白氏存心要使人聽懂，他就不能像别的詩人那樣，一味追求詩句的簡練與多變，大量地使用飛躍式的語言；而只能按部就班，妥帖布置，着重地使用一些連鎖式（一環扣緊一環）的語言。白氏使用這種語言，毁譽各半：譽之者以爲可比“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之》）。毁之者認爲：“老杜……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魏慶之《詩人玉屑》）我們認爲這兩種説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白詩力求關節密合，成功處真如無縫天衣，風雨不透；失敗處不免黏皮帶骨，索寞寡神。這也是一個作家向新的方向探索中不可避免的缺點。

    白氏妙解音律，他把做律詩的某些法則運用於七古之中，這樣就使得七言歌行的音調，更加和諧幽美。當我們誦讀《長恨歌》、《琵琶行》的時候，使我們感到它的韻律轉折靈活，真如行雲流水；音節響亮，不啻戛玉鎗金；把詩歌的文采、聲音、情意三者結合得再好没有了。

    次談白氏古文（散文）：

    白氏創作的主要成就，是在詩歌方面，這是人們公認的；而他對中唐時期古文運動蓬勃發展所起的作用，則很少有人注意。所以一談到倡導古文運動，就單舉韓愈，而提到白氏的人不多。實際上，白氏古文，也有很高的成就。這不僅僅從《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裏“史臣曰：元和（文壇）主盟，微之（元稹）、樂天（白居易）而已。臣觀元之制策（代皇帝起草的詔令），白之奏議（向朝廷所上的奏摺），極文章之壼奥（深邃），盡治亂之根荄（根源）；非徒謡頌（意指《風·雅》）之片言；盤盂（《尚書》及鐘鼎銘文）之小説（短論）”，這一總結五代以前對白的評價中，可以知道；就是他自己，似乎也把文和詩看成同等重要。在他的《與元九書》中，曾經這樣寫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在同一篇書信裏，又説：“日者又聞親友間説（閑談），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自己擬作的辭賦和判詞，這是唐朝考進士的兩種科目），傳爲準的（典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由此可見，在當時人和他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文章成就，决不在詩歌以下，至於把唐代倡導古文運動的功勞，片面地記在韓愈的簿子上，那乃是宋朝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的論點（蘇軾《韓文公廟碑》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説法，對造成後人錯覺，影響很大），既不符合作家創作的實際（柳宗元寫古文時間比韓愈早），也不符合當時流傳情況的實際。

    我們决不想抹煞韓愈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歷史功績。但是必須指出：韓愈所做古文有一種力追古奥的傾向，因而有時不免流於晦澀費解；影響所及，則成爲樊宗師、皇甫湜等人的怪誕不經（如《舊唐書·元白傳論》説：“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這種評語，是深中古文運動中韓愈一派的要害的）。結果使古文運動的普及推廣受到限制。白氏生與韓愈並世，同作古文，但一如其作詩，是以“淺切”爲宗，而不以“古奥”爲尚，他的所長，正是韓愈所短。惜時人狃於宋人對韓愈的過度稱揚，不以爲疑，而白氏自己亦爲詩名所掩；因此他那些流傳下來的不少優秀古文，就不再能够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白氏在政治上以漢朝的賈誼自命；其所作《策林》七十五道，是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的。他所上的許多奏摺，又似乎是漢朝晁錯、匡衡、劉向等人“上書言事”的進一步發展。他最重要的一篇古文《爲人上宰相書》，上繼李白的《上韓荆州書》，下開宋代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上時政疏》，都是我國古代政論文的重要作品。由此可見，論次唐代的古文運動，而不把白居易計算在内，無論是從歷史實際來講，抑或是從創作成就來講，都是説不過去的。

    《策林》之外，本書所選的《與元九書》，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很重要的文獻，不但思想性很強，而且藝術性也很高；不但是“文學批評”，而且可以稱得起是“批評文學”。此外則還有一些抒情、寫景小品，像《江州司馬廳記》、《三遊洞序》等，或則旨趣雋永，或則丘壑鬱盤，足以發皇耳目，澡雪精神；其《錢唐湖石記》一篇，雖題名爲記，實際是一篇通俗文告。讀此文告，我們不但可以看出白氏興修杭州西湖水利，工作做得如何細緻踏實；而且可以通過此文，知道唐代通俗文告的體式涯略。

    最後，要特别指出的一點是：《白氏長慶集》所收白氏文章篇目，根據岑仲勉的考訂，有不少是後人託擬之作，見所著《白氏長慶集僞文》及《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二文，硏究白氏詩文者，可以參考。

    六

    從主流説，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但他畢竟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孔、孟儒家學説，釋、道思想，以及作爲根本的他的地主階級的階級意識，都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而形成他作品中的消極部分。儒家以倫理綱常設教，在白氏詩文創作中，教忠教孝以及宣揚其他封建倫理綱常的言辭是數見不鮮的。這類言辭，有的獨立成篇，如《新樂府》中《青石》、《慈烏夜啼》、《燕詩示劉叟》等；有的通過歌頌聖君、賢相、忠臣、孝子來體現；這在《諷諭古調》和《新樂府》裏都可以舉出很多。這種傾向，在大量“諷諭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這不能説與儒家積極用世的態度無關。等到元和十年（八一五），因上書言事，觸怒當權，被貶江州以後，詩人的政治理想破滅，政治態度由積極而轉向消極；這時詩人的内心世界，佛道思想逐漸擡頭，這是因爲道家尚虚無，佛家談寂滅，很容易和白氏在政治上失意情緖合拍的緣故。白氏在後期寫了大量閑適詩，深衷所在，主觀上是想用佛道兩家説教解脱他内心的苦悶，塡補他内心的空虚；客觀上，也不能説没有受到李唐王朝尊崇道釋二教所産生的嚴重不良影響。

    白氏在《與元九書》中説：“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這反映他有十分明確出身庶族寒門（即庶族地主）的自覺。庶族地主出身的人士當他們還没有走上政治舞臺以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豪門貴族兼併和排擠的時候，容易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害相接近，因此在政治上有要求變革的迫切願望；這是整個地主階級不太安分的一個階層。但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同屬一個階級，它們和豪族地主之間並没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只要有朝一日變成豪族地主，政治鬭争就立刻停止，他們的目光是十分短淺的，他們的世界觀是充滿矛盾的。這種世界觀中存在的矛盾，無論是在白氏的創作理論當中抑或是在創作的實踐當中都有充分的表露。例如他在創作理論上，是以孟軻所説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原作善）天下”爲準則，並把它提到十分明顯的地位的；這並非僅僅是爲裝門面。看他自己不是分明在講：“謂之‘諷諭詩’，是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是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而且在創作實踐上，不是在寫了大量“諷諭詩”以外，又寫了大量“閑適詩”嗎？實際上孟軻所説的“獨善其身”，其狹隘性和利己性是顯而易見的，是以有産階級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爲前提的。至於“兼濟天下”，表面看去，比“獨善其身”前進了一大步，似乎無可非議；可是一接觸到它的具體内容，包括“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新樂府序》）五個方面，問題就出來了。在封建社會裏，君、臣與民，是屬於相對的兩個階級：白氏既要爲君（包括爲臣），又如何能爲民？既要爲民，又如何能爲君（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階級矛盾是要靠階級鬭争來解决，而“兼濟”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兼濟”的實質，既非完全爲民；“獨善”的局限，那就更顯而易見，它是十分狹隘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用儒家的“樂天知命”，道家的“安時委順”，佛家的“寂滅止觀”一些玄妙的辭藻粉飾起來，就容易迷惑一些人，甚至使他們逐漸走向脱離現實的道路而不自覺。當我們讀到白氏在“獨善”思想指導下所做的“閑適詩”的時候，印象並非都像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説的那麽美好，原因就在這裏。

    而且“兼濟”和“獨善”，本身就有矛盾。白氏對之，似乎也没有處理得很好。只不過是有時偏於“兼濟”，有時偏於“獨善”而已。這兩種思想在他内心起伏不定，自然會給他精神上帶來無限痛苦。

    還有，白氏對作官的興趣很高，這也可能和他“兼濟天下”的抱負有關，但也不容否認這主要是受了儒家“學也禄在其中矣”那種説教的影響。譬如他在《悲哉行》裏寫道：“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爲？”意思是：年輕時年富力強，做了官，可以吃喝玩樂，足足享受一番；老頭子年邁力衰，縱然升了官，發了財，又有什麽用處？請看這些話哪有一點“兼濟天下”的意味？白氏還有時似乎把做官本身就當作生活目的。其《讀李杜集因題卷後》有這樣兩句話：“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這豈不等於説：李、杜的終生恨事，是没有做上高官，如果做上高官，就可以含笑九泉了。請問這種思想又是多麽庸俗？

    還有，這位以“獨善”自矢的詩人，似乎也有行不顧言之處。既然早年諷諫皇帝揀放宫女，爲何自己晚年也蓄養聲妓？既然寫了《夢仙》、《草茫茫》等詩以破除迷信，爲何自己也煉丹吃藥，企圖長生，同僧人道士搞得如膠似漆？既然反對别人作文“以多爲貴”的貪多習氣和“爲文作文”的純藝術觀點，爲何自己也寫下那麽多毫無意義的東西？清葉燮《原詩》云：

    詩文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頽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皆卓然名作也。

    我與葉氏，具有同感。

    七

    最後談談本書的編選和注釋。

    白集詩文近四千篇，本書所選不及三百篇，不及全集十分之一。作品以思想性、藝術性俱強者爲首選，其思想性強而藝術性稍弱或藝術性強而思想性稍弱者，亦酌選録。作品力求兼備各體，而又適當照顧到作者對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反應。所選作品以詩爲最多，文次之，詞最少（不是單指篇目，而是指的實際分量），這是因爲白詞思想多不健康的原故。

    本書詩、詞、文皆試用編年體，打破《白氏長慶集》原書的編排體制。《白氏長慶集》原書雖係分體編排，但各體大致皆以年代先後爲次，這樣給我們選編此書以不少方便。此外則計有功《唐詩紀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汪立名《白香山年譜》以及近人所作的多種白氏評傳、選注本後附簡譜，編注者亦廣爲涉獵，適當參考。作品寫作年代，有能確切指出者，有能大致指出者，亦有不能指出者。其不能指出但亦無礙我們對原文的理解者，則以類相從，以便讀者比較對照。《白氏長慶集》原書雖由作者及元稹共同編纂，但經唐末五代社會變動，早已顚倒錯亂，非盡舊觀；後人編年，亦或踵誤。本書編注者，儘其管窺，試爲釐正。

    白居易詩在唐人詩歌中雖以淺顯著稱，但他究竟是九世紀的作家，今天的讀者仍然不易完全讀懂，本書對所選詩文，作了必要的注釋。如原文淺顯易懂，則仍引用原文，而附注其難字難詞；原文不注亦可解者，一般不注。亦有原文雖若可解，然不注則無以盡其豐富的涵義者，亦加注。所注不限精華，糟粕也注，這樣有助於讀者全面了解作家與作品。白詩多用口語，注時不僅要知其涵義，還要儘可能和現代漢語溝通，因而也適當地運用了訓詁學上的音訓原則，以免臆造。又封建時代，對本朝皇帝名字，往往避諱，如唐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唐人往往避世用代或日，避民用人，避治用理，但有時又有例外。如《白氏長慶集》即民、人雜用，蓋自杜甫時代已然。凡遇此等，則擇要注明。又後人著述及隨筆，多有涉及白氏及其創作掌故者，並非皆可信據。如宋贊寧《高僧傳》以白氏貶江州，其刺史爲李渤即是，凡遇此等，本書編注者未敢輕引。

    近來書店所出關於硏究白居易的專書、專論、資料、選注等不下數十種，給選注者編寫本書，很多便利，很大啓發，謹此聲明，對原著者表示感謝！又原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硏組助教馬士貞同志當我開始選注本書時，曾助我搜集資料，並分擔本書初稿的部分編寫工作；辛志賢同志協助查對並提供有關古今地理沿革的資料；三弟紹尊同志曾幫助我謄清部分底稿，皆有助於本書選、編、注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室同志在審稿過程中，補苴了漏句，改正了誤字，查對了原書，對本書的進一步修改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這種對工作對人民積極負責的態度，是使我深受教育的。謹在此鄭重聲明，深致謝意！

    本人文質無厎，不足以言著述；今雖勉強成書，而缺點錯誤，在所難免。熱望讀者同志，不吝賜教！

    王汝弼

    一九七八年國慶節前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