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六朝之际，尼寺林立，京师里巷，逶迤相接，乡村野陌，尼寺亦在在而是；尼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每朝每代，尼僧盍可尽数?

    比丘尼形成如此庞大的群体，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从西晋末以来，比丘尼的人数愈来愈多，她们在社会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也愈来愈显著。在以虔诚奉佛的主流文化中，比丘尼也随之受到人们的瞩目。

    一部《比丘尼传》，可以说是一部六朝时比丘尼的文化史，是六朝时期比丘尼信佛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集成。既然是传记，尼传显然不在于表现她们的诵经的内容、阐述佛典的教义，而在于记述比丘尼出家前后的事情本末，重在「史」而不在「义」，因此也必将触及广泛的社会内容。

    王室和达官显贵重视尼僧，是比丘尼现象得到迅速发展的主因。晋世以还，比丘尼出入宫闱，受到皇室的推崇并产生影响，地方官宦之家也常以襄助比丘尼，来博取社会好感。两晋和宋、齐、梁、五代，几乎各朝各代都有皇上礼遇寺尼、常加供奉之事，这也可以说是该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丘尼传》卷一，谓晋穆帝对昙备尼「礼接敬厚」，常称曰：「久看更佳」；又对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鲜有昙备俦也。」后为之建寺。

    晋穆帝也对僧基尼大相称道，「雅相崇礼」。晋明帝对新林寺道容尼「甚见敬事」，尝请她做七日斋，以祛除邪怪，并惊其妙法。

    宋世诸帝，钦重尼僧，有甚于晋。宋武帝对东青园寺业首尼至为推重，该传称：「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异，文帝少时，从受三归，住永安寺，供施相续。」以皇儿相托，可见信任之深。

    〈宝贤尼传〉载：「宋文帝（对宝贤尼）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明帝即位，赏接弥崇。」三代君主并重于一尼，亦足见当时敬尼之一贯世风。

    卷四〈净贤尼传〉称：「宋文皇帝善之，湘东王或龆齓之年，眠好惊魇，勅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亲宾。及明帝即位，礼待益隆，资给弥重。」

    宋明帝对普贤寺法净尼，也深嘉其行，「宫内接遇，礼兼师友。」齐沿宋风，未曾消歇。齐武帝曾请妙智尼讲经，又为慧绪尼建寺。齐文惠帝对净曜尼、昙简尼也是大为崇重，优礼有加。

    纵观五代君主，几乎代代重尼，或钦其德，或惊其异，或慕其行，为其建寺、提官，大资所需，延入宫内，奉为明师，甚至礼聘为家师。其时，尼僧地位之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比丘尼制度从草创之初，短短百余年，便彬彬称盛，大备于时。这固然取决于君主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赖于皇室其它成员（如皇后、宫妃、王子）及臣子的相肋之力。比丘尼乃女众学佛之人，这也就自然地增加了皇后、宫妃们和她们接触的机会，为她们枯燥的宫廷生活带来一种新鲜的宗教气息。

    在尼传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皇后、宫妃对尼僧总是显得那样的乐善好施，出资割地为她建寺，一遇名尼，「富贵妇女，争与之游。」（〈道瑗尼传〉）「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左贝右亲）。」（〈法净尼传〉）诸尼僧也「出入宫掖，交关妃后。」（《南书.天竺传》）而皇帝喜好，也常将其迎至后宫布教。故供奉尼事纷传，亦是六朝政治生活中之一独特事。

    而各朝王子也常与尼僧往还切磋，仅《比丘尼传》中之宋临川王子刘义庆结交昙晖尼；江夏王刘义恭为慧琼尼立寺，对慧濬尼甚敬重；齐文惠太子对僧敬尼、净秀尼、智胜尼等敬加供奉，并请净曜尼讲经；豫章文宪王萧嶷特重慧绪尼；竟陵王萧子良子于僧敬、净曜、净秀、净行、僧述等尼僧均相结好；始安王遥光也赈给法宣尼所用。至梁有衡阳王元简等也颇重尼行。

    六朝尼僧就是在与皇室的往来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她们也正是借着这层关系而发挥其愈来愈大的作用。尼僧不仅能扩大尼寺、弘传佛法、教化信徒、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同时也常扮演着宗教本身的作用。

    据《南史》卷七十八载：宋孝武帝一方面崇佛敬僧，另方面又想「沙汰沙门」，「而诸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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