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京弥勒院办学时代

    (一)台源其人

    一九二五年，我应北京柏林寺讲楞严经，三个月把一部经讲完。法会期间，听经的人很多，如胡子笏、陶初伯等、一些有名的居士，都常去听经，我也和他们在那时开始认识。

    楞严经讲完后，本想急回哈尔滨，因台源在那里和别人闹不一块去，我不放心。

    台源、是一九二四年我收的一个徒弟。俗名张介臣，是一个大粮户，家里有一千多晌地。他父亲开烧锅，很发财，因烟筒大，外号叫张大烟筒。他当初起家时发一笔外财，因原先地方上没警察，有一次盗匪抢人财物，后边有人追，东西无处搁放。乃隔墙扔入张家院中，因此致富。

    台源的俗家，兄弟四人，他是行一，还有一个末科秀才，认识学界人很多。他父亲死后，十几年工夫，几万亩地都被卖光，房子也卖掉了！可见银子钱，来处不明，去处也不明，因果丝毫不爽。不是自己血汗赚来的钱，早晚都被后人造业败坏掉。

    以后他在家呆不住，出来做事当警佐。当时有一曾子固，曾经做过浙江巡抚，后告老还家，办一慈善会，施舍济贫，见张介臣能言，且有才，请他为主任。有一次让他带捐款三千元到吉林去办事，结果到那里都花光了，还负了不少债，让人拿钱去赎他。早先在家时，家境富裕，整天吃赌嫖喝，无所不为。现在已落魄，在外边给人作事，还是习气不改，太无人格，因此曾把他赶出去。他的亲戚，也没一个再理他的。之后、没办法，他女人去当道姑，他去当道士，学画符念咒、骗人。不久又因陷害老道，被老道赶走，无处住，乃住小店。他和极乐寺护法张景南有旧交，去找张景南想办法，张托故不见，连找三次。有一次正赶张景南外出，碰一个对面，他说：

    “我现在潦倒穷途，没办法，请老友多帮忙。”

    “不是我不给你帮忙，”张说：“我信佛，你当道士，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当和尚不好吗？”

    本来张的意思是因他已当道士，拿当和尚的话来推托他，不给他管闲事。不想，他正要找机会找不到，顺口就说：

    “我正想当和尚，苦无门路，你给作介绍吧！”

    “好！”张没办法，也就答应了。

    之后、张和我谈及他要出家的事，原来不愿问他的事，面子拘到那里，弄假成真，没办法。我说：

    “既然他要出家，也不好太拒绝，只好满他的愿。”张又和我说：“他是坏底子，品行不端，好闹是非！用他时，要留心，千万不要给他权。”那时因修极乐寺，虽竣工，诸多尚未就绪，事情忙没人，说妥后就通知他到庙里来。一见面，外表威仪很好！谈锋也很健，我看不错，乃为之剃头，收他为徒弟，法名能宝。因习天台教，又起名曰台源。那时因极乐寺和外界来往公文函件多，台源对这些事很内行，又能写算；按普通来说，也可以称得起一个人才。定西法师，见有才分的人，很爱惜！对台源印象很好。因台源善逢迎，把定西法师就迷拢住了。过不多日子，定西法师和我说：

    “我一个人办事太忙！”

    “怎么办！”我说。

    “让台源到客堂当知客帮助我吧！”

    台源新出家，又是一个坏底子，我明知他不行，所以头一次定西法师和我要求我没允许。以后断断续续，要求四五次，并说：“如果不让他帮忙，我也不干！”我说：

    “恐怕他气焰大，日子多，你和他弄不一块去，而且张景南居士早有话，不让给他权。必需让他帮忙的话，只好让他代理吧！”

    因为他还是个新戒，在客堂如果有挂单的，顶礼知客师，他一个沙弥，不能受比丘礼，种种不方便。于是让他到南方去受戒，做衣服，弄路费，一切由定西法师成全他，临走拿去壹百多现大洋。到戒期又来信说“我供众等将款花光，回北方还没钱。”定西法师又给他筹款汇去，回来后，便在客堂为大知客。

    他自幼是纨子弟出身，长大又染一些官僚习气，做事有己无人，不久就和定西法师之间闹龃龉，两人常抬扛。因为当初是他荐举上来的，定西法师不好意思向人说，自己有苦在心里。定西法师在极乐寺当监院，还有一位慧光师当督监，人很憨厚，我临去北京讲经，把事情都托付他们俩人。时王志一居士因讲经吐血，在极乐寺养病，我临走又嘱咐他照料，如有意外，可去信。我刚到营口，定西法师也跟来；我想必定又出事，问他他不说，只说愿意去听经。

    后来我到北京，接王志一给我的信，知道台源旧习气仍是未改，弄得一塌糊途。而且他在家里的那些嗜好，又都现出来。我想：此事若传出去，极乐寺名誉必一扫而尽。时张景南也在北京，我跟他商议此事，他说：

    “当初我不让给他权，偏给他权，结果弄到这一步，现在没别的办法，只好让他来北京好了！”

    “对！”我说：“就这样办！”一连给他去三封信，也没来。第一次他回信说生脚气，不能走；第二次催他说太忙，我恐他把名誉闹坏，让人挑不是。因那时为修极乐寺事，姜益亭等联络起来，造谣言，毁谤我，正患无辞，如将此事传出，让人更有说的了。以后又第三次去信催他，约半月，台源来，我问他的病，说敷点药好了，关于他在极乐寺的事，我追问他，把他申斥一顿！后来我说：

    “这次叫你来是因我在弥勒院办学，照应不过来，叫你来帮忙，你可以留京，不要再回哈尔滨。”

    他说：“我这次来京，是为别的事。因七月十五，办盂兰会，极乐寺衣袍、法器、不够，张召棠(时任长官)给我六百块钱，叫我来京买法器。”

    时正值日本人召集开东亚佛教联合会，让中国僧人参加，台源慕虚荣，以为去日本是了不起的事，愿意随我去日本，规定先回哈尔宾办盂兰会后，至九月间，再来赴日本。我说：“到时候你须早些来。”东西买妥后，他又回哈尔滨去了。

    唉！本来这都是些是非话，我不应当说，因为他是我徒弟，说也没关系，为的让大家在用人做事上，长点经验。在大众之中，要认人也是一件难事！我尝把人分成四等，第一是有能耐无脾气者为特等人；第二是有能耐有脾气者为上等人；第三是无能耐而又无脾气者为中等人，庸常之辈；第四是无能耐而还有特别脾气者则为下等人。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法子对待，最初千万不要过于感情用事。如果考虑不周，事后一定要失败！例如台源，他本身的前因后果，且不必说，就他那样作风，我仍要凑和他，因他已竟跟我出家；而且又是张景南居士不得已中介绍的。他的品行不好，是他的短处，可是也有他的长处。凭他那点才器，有时候，在场面上还能应赴一起。做事用人，要利用其长处，补充其短处。只要一个人，脾气不比本事大，短处不比长处多，就不一定不可用。无论在上的，或在下的，相处作事，都得两相凑和。世间上，没有十全的人。可是真正会处世做人的人，处处要自己留余地，站稳脚步，要保持自己的名誉，爱惜自己的人格。

    灵岩山印光老法师，一生不做住持，不收剃度徒弟，免去许多麻烦。起初我也抱这种志愿，后因环境所迫，未满所愿。

    过去我在东北时，有些虚名，一般人慕着我这个虚名，要跟我出家，我都婉言拒绝。以后他们不经我知道，就挂我的名字去受戒，把我的愿心违背了。就这样有很多人跟我出家，究竟我有多少徒弟，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往见面都不认识。以后我在东北各地讲经，叙起来有好些是徒弟、徒侄、徒孙、都是临济一派。出家人为修行，如果不修行，无论跟任何人出家也无益。虽然有很多跟我出家的，可是我并没房产物业给遗留，只是给结缘，挂我一个虚名，任其自己去修行。

    (二)到日本去

    一九二五年，有日本僧人，水野梅晓，联络中国佛教徒，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时段祺瑞在北京当执政，马冀平跟他当秘书。日本人致函段执政，让他选派中国僧人参加。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讲经，马冀平让我也去参加。

    说起在弥勒院办学的事来，是因一九二五年，我在北京柏林寺，讲完楞严经后，本欲急回哈尔滨，当时因北京西直门里，南小街弥勒院无住持，居士们留我在那里，住持办学。我坚辞不就，张景南居士说；

    “法师的志向，是办僧学，专们培养僧材，还没满愿。现在北京出家人多，又有地方，得此机会何乐而不为？”其他还有好些居士，也让我留在那里办学，不得已乃许之。头一次到弥勒院去看，院子里很宽敞。两个跨院，已被住户占用其一。如办学，能容四五十学僧，于是大伙居士筹经费，马冀平和张景南等为学董。招二三十学生，都是青年小和尚，又请何一明为国文教员。平常事情，由台源负责，这样办了三年。

    临去日本时，台源也由哈尔滨赶到北京要参加，因他来的已迟，手续没办妥，人数已足，没能去。他想回哈尔滨，我没叫他去，留他在弥勒院替我主持办学。因他有点才器，虽是新出家，对普通经，还能讲一讲。他原先那些旧习气，也都改掉了些。把他留北京之后，乃请定西法师回哈尔滨。

    九月间，中华佛教代表团组成，道阶法师任团长，把去日本的手续办妥，路费由中国政府发给，每人三百元，至下关登岸后，费用由日本负担。张景南居士也一同去，他是自费，私人去日本旅行，不过和开会的人一块走。

    那次去日本的人位，南方有太虚法师，持松法师，弘伞法师，王一亭居士。北方出家代表中有道阶法师和我；居士有胡子笏(妙观，)其他还有好些人，一时也想不起来，连当翻译的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一位被人誉为才子的曼殊揭谛大师，那年他已四十几岁，文学很好，是一个学士派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为人很狂放，一行一动，都潇脱无羁。大家知道，这位曼殊揭谛，和做小说的稣曼殊，(曼殊大师，曼殊和尚曼殊、)是两个人。稣曼殊也是中国父亲日本母亲，为中国新时代中风流才子人物。一生倜傥不群，天资卓绝，会好几国文字。按佛教来说，不知在那世修下这么点慧，因为没有福来辅助，慧也成狂慧了。所以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风花雪月，满腹牢骚。他的外表长得很好，可惜是一个天阉，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在他的著述里，他自己也说：“遭世有难言之恫！”生平爱吃糖，爱吃冰，往往拿这个当饭吃。后来他觉得在世上活着无味，三十几岁就把自己作践死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和我一块去日本的那位曼殊揭谛，也很有才器。专门学密宗，对中国其他各宗也很熟。举止动作很洒脱，不拘小节，对我很投缘，没事就找一块闲谈。说话有些天真气派，和我还很谈的来。其他那些新学派人，他都对人不大接谈，说话也冷酷的很！

    去日本时，因路程太远，我怕晕船，没能和大伙同行，乃改由陆路，和张景南，一块坐火车到朝鲜釜山。那天正是九月九，有很多人去登高。从釜山坐船到下关，再从下关坐火车到神户，在东极乐寺聚齐。日本车道很窄，两旁满是稻田，一点空地也没有。偶尔望见一些小村落，散布在荒野里，都是些木板房，很矮，很整齐。一路并没看见有牛马，不知养在何处。从神户到东京，车行一夜，到处欢迎，小学生唱歌表演，弄得一路没睡觉！

    第二天到东京，站上预备了四十多部汽车来迎接，每人给一个牌，对号坐车。

    太虚法师，早已去过日本，朋友很多，这次去日本，他的朋友，都到车站来欢迎，见面握手寒暄，比别人分外忙碌。有一位日本夫人，大概是某僧正的太太，手里拿一个大花圈，到太虚法师跟前：“你就是太虚法师吧！”说着猛一下子把花圈套在他脖子上，表示欢迎。太虚法师正在冷不防，这一来，把他骇一跳！

    开会的人，当天住东京增上寺，庙很大，很干净。日本僧人叫佐伯的，负责来招待我们，很殷勤，很周到。喝过茶不一会，来好几班小学生，穿得很整齐，唱歌，舞蹈，对开会的人表示致敬。第二天，日本和尚，给开会的人，每人赠一件花料衣，每件约值拾几块钱。别人接过来，都在手里拿着，惟曼殊接过来却戴上，大伙都觉得好笑。问他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对我的敬意，送我东西是光荣的事，如果不戴上，对不起人，有负人之敬意。例如有发丧的，丧主赠给你一个孝帽子，你必须戴上，不戴就是却之不恭。”既然他这样说，也没人和他辩驳，其怪僻滑稽至于如此。

    在东京吃饭时，每吨都吃大米饭，日本人饭量小，他知道中国人饭量大，特意给多预备的饭。菜亦很好，很洁净。吃饭没有汤，饭后以小泥壶泡好清茶每人一壶。我因到东京后，始终没喝够水，渴的难过，使小壶喝又觉不过隐，给泡上一小壶，几下就喝净了，因茶叶好，像中国的龙井雀舌一样，搁的又多，泡一小壶挺艳！我因头一天喝茶喝的过多，后来闹痢疾。自己开一个药方，无中国药，吃日本药亦没见效。

    日本人对中国垂涎已久，处处发扬他国的团结精诚，宣传文化思想。其实看看他做的事实，满不是那回事。对人所谓亲善，无非是一种口头宣传，炫惑人的耳目。这次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的意义，目的也就在此。

    开会时，也并没有什么重要议题，无非表面上一种形式，为借开会机会，让人看看他国的强盛。我们同去的，有一位在北方很有名的胡子笏居士，他过去做过福建省巡抚，晚年皈依佛教，全部家产都供养庙里，对信佛很诚恳。平素他的赋性很耿直，很狷介！向不会逢迎。心里有不平的事，到该说话的时候，无伦对方愿听不愿听也要说。开会时，他起立发言，问开会召集人水野梅晓说：

    “此次开会，名东亚佛教联合会，名实不符。东亚的国家很多，现在只有中国一国出席，其他所到的，如朝鲜、台湾、这都是日本的殖民地，算不得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和日本是邦交，不能和朝鲜、台湾、相提并论。按理来说，应当把‘东亚’两个字，改为：‘中日’两个字，方为妥当。”

    水野说：“这次开会，对暹罗、缅甸、印度、凡东亚各国等，都去公函，让他们派人参加。不过他们都没来，现在他们不来，我们也要开会。”

    “出席人不及半数，那能算开会。”

    “我们不管他够半数不够半数。”水野说：“因为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文化，及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惠！”

    “不说报恩还好！一说报恩，倒把我们吓一跳！”胡子笏说：“过去，我在日本留学，有一位大隈伯先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演讲，说中国和日本有多少年的历史关系；而且都是黄种人，日本的佛教、文化、等都是由中国传来的，日本对中国应当报恩。正说要报恩，接着就来了个‘五号二十一条件’就这样报恩吗……”

    胡居士是做过大事的人，对于大小场面都有经验，平常也向不会给人打溜须，做事很慷慨，有话也敢说，把水野说的满脸通红，无言可答，会亦不欢而散！无论中国政府当时强与不强，这次日本开会，总算没给中国人倒架子。

    会后，同去的人，都留在东京多住几天，游览日本景致。我因闹痢疾，不能久留，乃与张景南自门司至釜山，坐火车回国。临来时，经东京车站，正九月天，日本人开展览会，比赛菊花；红的、黄的、白的、争奇斗艳，有一千多种。花朵肥硕，有像人头那么大的！好看之极。会内到处有招待员，青年小伙子，个个都精神充足，生气勃勃，动止活泼，无论办什么事都机警得很！不但是这一处，到处都是那样。当时我曾起一种感想，唉！日本人对中国既然早有存心，如果中国再不自强，将来必定受制于日本。试看中国人，精神萎靡，如痴如呆，和日本人比起来，简直像大傻瓜一样。这都是因为政府当局，只知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忽略了民众教育；致使整个中国，陷于麻痹状态，精神涣散，不能团结。还有当时东北一些要人，地盘都让人占去了，他还在舞场跳舞，这样国家如何能兴！

    从日本回国到奉天，正值郭松龄倒戈，时局紊乱，火车不通，不能回北京。时张作霖，已入长春日本租界。到十一月间，接北京来信，说董事，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马冀平已死)弥勒院学校无人管，亏款壹仟元，让我想办法。当时我找张景南拿二百块钱，又从旁凑三百元，一并汇至北京弥勒院，维持现状。后我又去哈尔滨，找校董，每人每年担任二百元，有二十人，每年四千元继续负担三年为满。

    (三)漩涡

    做事难的很！各方面都要顾到。自己的脚步还要站的稳；如果有一方面顾不到，事情考虑不周全，以后就要生麻烦。同时在办事过程中，自己还要有忍耐，有毅力，如果一点忍耐劲没有，经过一次挫折，就再不愿出头，这样事情绝不会有成功的！要知道世间一切事，不能全如人意，有顺心的事；也有不顺心的事，在做事的时候，什么都能遇到的。例如一九二八年，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那就是不顺心的事。有些不明真像的人，以为我另有用意。现在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真像起见，把事端的原委给大家说一说。

    最初是因道阶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打到内务部，互相攻击！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杨麟阁在元帅府当总参议，请我到他公馆讲心经和金刚经。当时长春正修般若寺缺款，在讲经之暇，我请杨麟阁帮忙，给募一部份捐款，备修般若寺，一时北京城传遍，说我化缘修大庙。

    有一天，早饭后，我刚给学生上一堂课，胡子笏居士来了。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已吃过，闲谈话间他说：

    “今天来求法师办点事。”

    “什么事？”

    “这事大概你也早已听说了。”胡居士说：“法源寺道阶法师，因往外运古物，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互相攻击，已打到内务部，谁也不让谁。经人调解也调解不开！若官府认真，把法源寺完全没收，于整个佛教大体太不好看！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我们在家居士更没法管。现在你给杨参议讲经，求你和杨参议说一下，叫内务部批到佛教会办理说合，这事还和缓一些。”

    我说；“我与杨参议无交情，我去杨公馆讲经，是由赵荩臣做介绍。我和杨参议，仅一面之识，不便和他谈这话，须另想办法，最好是找赵荩臣，因他和杨参议熟，是同学，对说话较方便。”正说话间，赵荩臣来了。我说：“这事你求荩臣给办理吧！”赵为人很爽快！当时一说，满口应承，胡居士很欢喜！赵荩臣说：

    “事情要办马上就办，现在杨参议没上班，可以马上去找他。”于是两个人坐洋车到杨公馆。赵荩臣和他把法源寺打官司的事一说，杨参议初信佛，说“这事好办！”于是叫秘书写一封信，交给胡居士，“你们拿信去办吧！”两个人从杨公馆出来，又到内务部见内务次长齐斐章，请他对此案格外方便。齐斐章对这事很为难，不照办？现有杨参议的信，于他面子过不去；照办？于公事程序上又太不像话，沉思了半天，末了他说：

    “关于法源寺一案，已批至警察厅，着其查明，待复后必照办！”两个人很欢喜从内务部出来，又到弥勒院见我，说事情有希望。这时杨参议每天晚上用汽车接我到他公馆讲经；可是起初杨参议并没和我谈过法源寺的事，过四五天，在讲完经，杨参议对我说：

    “你看长春般若寺修不起来，缺款五六万不好募。此地法源寺庙很大，庙产也不少，里面出家人不守规矩，胡闹，现在师徒俩打官司，已打至内务部。前几天有胡子笏和赵荩臣两个人找我，想把此案批到佛教会调解。当时我写一封信给齐次长，昨天我去道谢他，齐次长说：‘事情不好办，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庙，里面古物法器，很多，住持道阶，私行外运，至南方被海关扣押有据。现在师徒两人以罪名控告，谁也不让谁，各说各有理，将来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没收，或另派新人。’当时我说：‘这还了得！和尚是专门做善事的，为人天师表，现在居然也做起坏事来，要他作什么？’我想这是一个现成的庙，把他们赶走，法师去住不很好吗？省得再化缘去修般若寺………”(听他说话就知是大老粗。)

    “不成！”我说：“这事情你不要太认真，这是师徒互相抵赖，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出家人规矩，你不明白，无论到任何地方也不许强占人庙！况且当法师的，到处给人说法，做模范，更不应当办这事，如果真这样的话，人必说我仗势夺庙，将来怎样对人？至于修般若寺，也不是无庙才修，我现在已有好几处庙；如哈尔滨极乐寺，沈阳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北京弥勒院，其他还有好些小庙，统计起来，已有六七处庙可住；而且我到那里弘法都可以，何必占人的庙，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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