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第一部 译本序 地下室·双重人格·地下室诗人

    臧仲伦

    一位名叫艾亨瓦尔德的俄罗斯学者写道：

    “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面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锁链，走过俄国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文坛至今犹迷离惝怳，如坠五里雾中。他在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巅峰，打了一些至今犹无法辨认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之口还说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破解这些哑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擘”的另外两位，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不同，出身于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家里。他一生清贫，负债累累。1848年，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得到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1849年，因参加当时的革命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朗读别林斯基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遂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关进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是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直到临刑前的最后一分钟，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才送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囚堡。刑满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边防营当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直到1859年初才得到沙皇恩准，重返俄国文坛，但仍受沙皇宪兵的秘密监视，并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直到此年年底，经多方奔走，才由沙皇恩准重返彼得堡。这以后，作家经历了一个创作上的过渡时期，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等令俄国文坛耳目一新的作品。

    1864年，作家发表了他的哲理小说《地下室手记》。小说主人公，亦即“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是个失意的文人和穷官吏，受尽歧视和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而又愤世嫉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他不满现实，但他既无力改变现实，也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其实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恣意妄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但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但又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和“疯子”。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狂人”，目为“疯子”，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玩世不恭。“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他说，“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引自《地下室手记》中的作者自注），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而《地下室手记》就是当代的《多余人自白》。为此，作家在《少年·前言草》中说：“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国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这种人的丑陋和悲剧的一面”，“惟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而所谓“地下室”，就是这人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的思想，亦即：他心中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在这五部作品中，《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自不待言。《白痴》则因故事生动、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且多次被拍成电影，早已妇孺皆知。而《群魔》，因是一部具有强烈论战色彩的政治小说，曾一度遭到前苏联的封杀，被斥为“含血喷人”之作而闻名遐迩。惟独《少年》较少有人提及，甚至文学史上也往往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似乎是作家的“败笔”，不值得多提。

    总之，19世纪的俄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理解这部小说，说得不客气点，甚至都没看懂。居然有人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有的评论家甚至还说《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说什么。”一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恶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还恶意地攻击《少年》：“简直是一部疯子小说”。

    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动脑筋，一读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会出现笔者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了。

    《少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载之初，作家就看到和听到了类似的评论意见。当时的俄国评论界不理解他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他曾试图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拟了一篇《前言》，试图反驳有人指责他脱离现实，专门描写地下室的奇谈怪论和污浊现象。他认为这些批评站不住脚，坚称他描写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质，是多数人视而不见的“当前的现实”。“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这么说，想借此贬低我。这些傻瓜。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诚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大特点是让事实说话，尤其注重细节的真实，而不是越俎代庖，替书中人物下评论，作结论，生怕读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强调，讲事实，讲细节，讲细节！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开宗明义地喟然长叹：“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可是，“种种事实”虽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有些人还是看不懂，咋办？

    “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作家断然道。

    本书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即少年）是俄国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奴婢，后与少爷私通，生下一子一女。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让孩子暂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无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做了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本书是以少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少年刚满十九岁，按当时俄国法律，尚未成年（成年应满二十岁），所以，姑以“少年”称之，是个在肉体上成熟，精神上尚属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虽天真无邪，但内心却已被世俗的成见所囿，过早地萌生了对自己这一“偶合家庭”的怨与恨，各种邪念已开始进入他的灵魂。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他也养成了卑躬屈膝和对强者逢迎讨好等陋习。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亲是奴婢，从小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难，均来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顶着一名农奴的姓，而这地主还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过他一次。他本该诅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却心理扭曲，到处宣扬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亲是农奴，好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的，借此泄愤。少年热爱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难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爱，得到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指点。他希望有个家，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们一刀两断，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弥漫整个俄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种敛财欲与发财梦。他把这种金钱万能的思想名之曰“罗斯柴尔德思想”。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是当时法国的大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因有这样的思想而自豪，认为自己有抱负，有理想，不同于芸芸众生。他自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金钱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云，变成人上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专横的势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钱能使一切不平等成为平等。”能使他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让千娇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怀。“不是我往贵族堆里钻，而是他们对我攀龙附凤；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来，献给我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先是省吃俭用，像个真正的守财奴一样聚敛财富。继而又利用刚刚兴起的拍卖市场投机取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最后，他又投身赌博，想一夜暴富。结果，在一次赌博中，他自己的钱却被人偷了，反被人诬为小偷，受尽羞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把火把整条胡同烧了，以雪心头之恨。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冷不防把一切都炸个灰飞烟灭。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和无罪，全都消灭尽净，到时大家才会突然明白，这个被他们叫做贼的人有多厉害……”他猛地燃起一股破坏欲，想向社会报复。

    他在发财致富的狂想中，在与生活的冲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点下，渐渐悟出一条道理：金钱不应成为罪恶之源，不应使人陷入无耻和堕落，更不应有了钱就仗势欺人。“我不怕金钱，金钱压不倒我，也不能驱使我去欺压别人。”他的思想依旧，但变了形——由爱钱变成不怕钱，不怕钱并不是不要钱，而是指一个人有了钱但不能变坏，不能为金钱所奴役。“或许最好说我要的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要的只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两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自由即随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种高于金钱的权力。它既可以通过金钱获得，也可以因为把柄在手，权力在握，通过其他途径，实行敲诈和要挟。有了它既可以有钱，甚至于可以拥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说：“这就是我的史诗！”

    少年在本书“结尾”处自问：“我的‘思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么谜一般地预告过的那新生活，对于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么？但是，这新生活，这新的、展现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原来的‘思想’，也就是我过去那个思想，不过形式完全变了，以至于都认不出来了。”可是，过去的许多评论家却认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罗斯柴尔德思想”，后来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绝少提及，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艺术结构的“紊乱”和“松散”。作者早在本书的《前言草》中就郑重声明：“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不过，当时也有评论家独具只眼，认出了这一思想的变形，认出了这一思想的“物质对应物”——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谓“凭据”“凭证”或“文件”）。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许多人都想得到它，从而使他成为别人命运的“主宰和统治者”。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和威力，权钱可以交易，可以互换，权还可以得到单凭金钱得不到的东西。

    《新约·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对耶稣的三次试探，就是用人间的所谓“权力”来引诱耶稣，让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稣，他不过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脱魔鬼的诱惑。他曾梦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凭据）来要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守住了道德底线。这道德底线就是神（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就是“摩西十诫”。这也是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一名基督徒应该恪守的神圣底线。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他应该怎么生活，怎么识别善恶。他父亲回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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