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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穷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昔刂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而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ダ、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为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买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罚轻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ぁ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穷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为龙图阁直学士，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传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维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增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诗，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
字元泽，为人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以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撰《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实遵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殊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遂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货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之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
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居顷之，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拜，遂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神宗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所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
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
邑侯应君云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
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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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穷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昔刂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而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ダ、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为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买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罚轻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ぁ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穷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为龙图阁直学士，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传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维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增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诗，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
字元泽，为人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以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撰《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实遵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殊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遂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货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之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
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居顷之，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拜，遂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神宗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所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
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
邑侯应君云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
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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