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瞿序

    方志纪载某一地区之历史，自全国总志以至都会郡邑，举凡山川、人物、风俗、物产等等，靡不毕具。但以彼此情况，各自有异，遂有此详彼略，甲重乙轻之分。论其体裁，亦不尽相同，自序、凡例，略举概况，详别著地方志学讲义初稿中。异曲同工，要皆为国史初基，但方志所载，有隐微事迹不见于国史者，有前代人物不列国史者，有特殊史料不尽登国史者，独赖方志以传，其史料价值，可以概见。

    方志古无专书，寻根溯源，要以《禹贡》及《周礼·夏官·职方氏》为权舆；晋常璩《华阳国志》，记巴蜀地区事迹，粗具方志之雏形；《隋书》、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地理类所收，大都为形似方志中专题单行者；至宋，方志体例始渐备。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分列十目，取采谨严，择尤雅者始录之，列入总志者祇七，都会郡邑者四十七，而《吴地记》《长安志》《雍录》等入古迹，《桂林风土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会稽三赋》《中华纪闻》等入杂记，倘视作别裁，亦无不可，惟详略重轻之间耳。方志一门，于群籍中所占数量十不及一，旧藏书家著录无多，至近数十年来，始有方志专目出而闻世，视作创举，由是海内外图书馆咸以网罗方志为重要职志，竞相罗致，书林猝空，遂使价增倍蓰，宋元旧刻，片纸之值，几乎贵及兼金；无法获得原本者，则或乞乎传钞，或代之影印，甚或谋诸胶卷，取而代之，用广其传。

    长兴陈光贻先生，专修国学，而于方志致力尤勤。尝承乏武进文献征存社，整理古籍；继至上海图书馆，与共晨夕，每获异书，必持以相视，休沐之暇，輙录其精要。晨书冥写，露纂雪钞，无间寒暑，日积月累，所见寖广，寝馈于斯者盖三十余年矣。乃以其所录者颜之曰《稀见地方志提要》。览其例言，隐隐知其所谓稀见者，则或为版本之罕传，或为笔墨之优异，或为取材之独到。复旁搜广引，以正旧传，如据单学传《钓诸小志》，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知原稿多至两橱，通行一百三十卷者尚非足本。又据归有光《震川文集》谓：《兴都志》当时以不合圣意，未尝付梓，仅留传钞本，以正著录刻本者之讹。其意至深，固不徒仅仅于流传之不广也。于是择其尤珍者，得一千一百余篇，分列若干卷，将以此为滥觞，异日更以余稿及续见者继之。前贤名著，益得发扬而光大之，良驹得骋，功在伯乐。辱承见爱，每以他山之石见推，属为文以记之，义不敢以不文辞，自惟虽略知版刻，管窥蠡测，恐无益于先生之文，聊贡刍言，就正大雅，亦私幸得附骥云。一九八○年四月瞿凤起稿。

    潘序

    方志之业，备例于宋而繁衍于清。千载以来，官修私纂，数几及万，駸駸囊括寰宇，星罗万象，实史材之宝库，取资无穷，文献足徵，猗欤盛哉。顾历史悠久，流散蓬转，综而理之，殊感难能。吾友朱君士嘉，早岁从事方志之学，徧访国内外公私藏家，分省系目，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得便学者之撏然据目存录，无由深入探索，未餍读者之殷求。建国以来，私家所藏，次第俱归公有，全国各图书馆均重视斯业，搜罗日广，而《中国地方志综录》之增补益富。朱君广理旧业，踵成巨编，行将问世，以备观采，足称盛事矣。顾时代更易，体裁不一，而编纂之人，学识时有高下悬殊，内容无覩，精粗莫辨，考镜取资，何由入手？此陈君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之作，庶有裨学者之寻索为不可少也。予与光贻同事上海图书馆，垂三十年，深知其用力之深，审别之精。馆藏地方志盈六千余种，君以休沐余闲，遍览馆藏，每读一志，辄为扼要钩玄，纂录成文，露钞雪纂，阅二十余年，成提要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举地方总志一卷冠首，全国地方要典，约略可具。读君序例，溯源穷流，有条不紊，非沉酣于斯学者，曷能臻此？深惭寡昧于兹专门之学，刍献无能。承命缀言简末，附骥留名，未尝不重自愧也。君书杀青有日，而孜孜兀兀，赓续攸待，用当摩挲老眼，更观厥成焉。一九八○年四月潘景郑谨识。

    自序

    方志其曷昉乎，始肇于《周礼》，《周官》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若《晋乘》，《楚帱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自秦兼并四海分郡邑，汉因秦制置州县。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汉自张禹属朱贡条记风俗，始有方域记。东汉有《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其初惟扬明耆献，渐而方物有传。然一事一篇，而未集成一书也。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其书犹存，观其体例，有似今之方志焉。然其为偏方割据，纪载一国之全史，不可视为方志之肇端耳。自刘宋迄隋唐，记山川郡邑之书有志、乘、记、谱、编、录、图经、事类等名，于是方志之名始立，而不过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及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兼及古迹，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又增人物、艺文。后来修郡县志皆仿其例，故自宋以后方志体例臻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载。其名称曰志，或曰记，实兼及图经、录、乘，至是方志渐符史体矣。元、明方志，大抵承宋志体列。元始置行中书省，明有布政司，掌管一省事宜，自明以来，乃有一省之通志。其时关镇军、乒备道诸武官，亦著书侈谈地理形势、疆场城塞、兵马刍粮之事，而有关镇军卫所之志。明、清职方制，设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诸级，各有修志，其记载有区分，而体裁大抵相似，事无巨细，无不述焉。王士祯谓：“《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史书之所无，有溢于史例之外矣。虽不免踵事增华，末大于本，若非妄谈，乃可以补史书之不足也。

    盖论历代纂修方志得失，以缀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书，说地理者多矣。或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载者，今其书渺不可求，亦无从窥其体例也。自宋迄元、明、清之方志存者尚多，犹可考其纂修因革之源流。宋自祥符中诏天下修图经，援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兼述人物、艺文，体例庞浩，周淙《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为尤著者也。元修方志，以宋志为法，纪载增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述及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录以碑碣，袁桷《延祐四明志》，记及水利。均增益备，叙述简括，深有体要，可与宋人颉颃也。明修方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康海《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韩邦靖《朝邑县志》，则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约其文辞，治其烦重。故文省而事不漏，且叙次点缀，若有余间，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论二公之书者，称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又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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