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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集卷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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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与祀赠伯。当时事冗，不暇两相参订也。《实录》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甲辰立庙，国胜两得与祀，而《实录》则于两庙皆佚其名。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遂罢程豫章之祀。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修《会典》者亦因之，沿袭至今，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国史失于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误，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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