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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集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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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申包胥论】
句践之谋吴也，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子女玉帛以宾服焉，而求以报吴。吴于楚则仇雠也。齐则胜之艾陵，晋则长之黄池。彼三国者，旦夕剥肤刻骨，惟恐越之不渡，吴之不亡也。有人于此，奋一臂以号于众曰：莫予敌。一壮士徂伏以致死，三四壮士袖老拳以拟其后，而彼不知也。夫安得而不亡？然吾谓三国之谋吴也楚为甚，而申包胥其谋主也。
何以明之？《吴语》曰：夫差还自黄池，越大戒师，将伐吴。楚申包胥使于越。夫越方戒师伐吴，举国戒严，而楚使之聘问，刻期而至。包胥，大国之使也，方布币陈词，执玉将命，而句践勿遽以伐吴为问，输国情以固请，此其有成言豫戒，闻师期而来聘，居可知也。盖包胥自复楚以来，无日不以报吴为事，其使于越，则行人之职也。申公巫臣之谋楚也，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阖庐之谋楚也，使伍员为行人。包胥之使职专以谋吴为事，又居可知也。楚使未行，越必先有告师期者矣。包胥至，恐其需忍后时也，立谈而断决焉。犹范蠡之云救火追亡，蹶而趋之者也。包胥断疑以发大计，句践敬诺，乃召五大夫而告焉，曰：“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以肄馀之越，图报强吴，一不胜则社稷宗庙残为平原，欲身亲为前马，不可得矣。”而取决于包胥之一言，曰：“包胥命孤。”何其倚之重，信之勇也。谓吴之亡不亡于包胥也，其可乎？
呜呼！重趼之赴，倚墙之哭，忠诚惨烈，泣鬼神而动金石。越之君臣视其人犹天人也，听其言犹神告也。亡吴伯越，转关戾于唇齿之间，固其所也。传称楚复之后，包胥逃赏。逃赏而不辞使者，彼固有所为也。向者与子胥约，固曰：“我必复楚。”吴亡而复楚之志始遂安，知其他日不如范蠡轻舟五湖，仙去不死而史不及载乎？若夫申胥之志，信于楚，诎于吴，抉目吴门而坐视包胥之沼吴也，于是乎愤盈凭怒，自统波涛，前胥后，簸荡楚越，历千载而终不衰止。呜呼！其尤可伤也哉！
【四皓论】
钱子曰：“四皓非隐者也。子房之招四皓，其迹甚奇，其局甚平甚正。读史者酌时势，通事变，然后可以核实而论也。何以明之？高祖非晋献公也，戚夫人非骊姬也。高祖灼知吕后横恣，惠帝庸懦，身死之后，必有称制易姓之举。及我在也，而决痈溃疽，快于一割，可以坐销炎汉庙社牝鸣雉鸲之祸，何惮而不为？然而事势固有必不可者。高祖豁达大度，控御疏阔。今老矣，其精气已销亡于望归之曲、翘袖折腰之舞。吕后阴贼坚悍，厚自封殖，舞阳辟阳之徒，死党盘互。高帝猝有举动，以瑕攻坚，以暮气乘朝气，其势将不胜，即亻危胜之，而天下未附，中外扌骨然而起，弱后稚主，终无磐石之固，刘氏之危无日矣。此之事势较然明白。诸臣虽引古死争，智不及此，子房则知之矣，而不敢讼言出口，良恐事端宣露，枨触高帝之机牙，冒昧一发，祸弥速而不可救药也。于是为吕氏画计，招延四老人以自助。
四老人非隐者也，殆亦楚汉之交，结纳亡命，部勒宾客，奋欲有为，而后乃逃匿商雒间者，居隐畏约，未尝不痒痒思一自见也。既客建成侯所，犹未敢尝试，稍出一奇令，吕侯乘间，请止太子之将兵。及帝破黥布，反谓不肖子不足遣累，乃公强载辎车，为妻子计，所欲易太子者益有名，事益急。子房乃乘危钓奇，趣令四人从太子侍酒，引见高帝，怪问姓名，曰：“公何自从吾儿游？”固已剌剌心动矣。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何其戆而无礼也。又曰：“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何其谏之强，语之劫也。当其时，高帝迟暮孤立，吕氏盘根强固，国势О，虑有微风动摇，四人奋袂抵掌，落落数语，固有以发其扃，控其颐颊矣。高帝安得而不惊？安得而不寤？又安得而不听？彼四人者，槁项黄馘，龙钟暮齿，曾不足当一毛片叶，以灭秦蹙项、溺冠谩骂之雄主，一旦拱手讠垂诿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又侧目而送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高帝即病困老悖，宁渠至是？诚有以移其心夺其命也。语戚夫人曰：“吕氏真而主矣。”老谋壮事，黯然遒尽，无可如何矣。醉则拥赵瑟而歌，倦则枕宦者而卧，百年魂魄，徨牢落，寄末命于“安刘必勃”之一语，斯亦可哀已矣。
太史公曰：“上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子房谏阻废立之深谋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之口，语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暴著而诡词于四人之羽翼。太史公妙于叙事，平直铺列阡陌，条然而不为。レ抉其所以，吾固曰四皓非隐者也。读史者心粗目短，不能酌时势，通事变，惊怖其疑神疑鬼而妄为之词，则世之愚儒也。斯人也，目论耳食，但晓一孔，往往掉书囊，摇笔管，取次而谋人之国家，呜呼！难矣哉。
【颜延年论】
宋沙门慧琳得幸文帝，参预权要，每升独榻，颜延年御前抗言：“三台之座，岂可使刑馀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宠，权倾一时，延年片言挫辱，帝为变色而不少动，斯可谓气盖当世矣。
吾谓延年之斥慧琳深有所以。慧琳著《均圣论》，贬裁佛教；何承天著《达性论》，党比激扬。延年检驳往复，辞而辟之，文帝绌于正论，以延年为是，而不能无惑志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从风邪焰益张矣。延年不复与诤论，唱言刑馀以屈辱之，明挫黑衣之锋而暗摧白法之帜，正言若倒，正其弹驳，衡阳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则为金刚折跋罗杵，慧琳已头破八分矣。时论谓延年之放达，不与独榻之荣，嫉琳而斥之，傅奕则取其毁辱沙门，居高识废除之列，彼两人者，皆不足道也。宣律师则曰：颜公遇佛，褒赞极多，刑馀之言，一时之贬耳。不察其诡词激论护法之深心，而趣举其生平通佛解脱于谤僧毁法之条，仅免与慧琳同科议辟，是岂知延年者哉？
余读《弘明》二集，推明远公抗论枝柱桓玄，与延年抨击慧琳二案，皆、宣二公所未发者。古德立论，专主于尊。三宝扶末法，若老吏执三尺，不容有只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嘱，住济通济，守正示权，摄持互用，则儒者方隅之见，或于义门教网之中，侧出而旁通焉。安知两公常寂光中，不为熙恬微笑耶？
【释迦方志辨】
元儒有吴莱立夫者，援据班氏《汉书》，抉レ宣律师释迦方志，与前史不合而阴肆其排佛之词，其言可谓辨矣。余撮略其要，大端有二：
一则曰塞王即释种也，与乌孙大月氏俱祁连天山间小国。匈奴攻大月氏，大月氏西破塞王，居其地，而塞王南君宾释种分散，故乌孙氏有塞种、大月氏种，而休循、捐笃国绝小，本故塞种。捐笃即身毒、天竺之别名也。莱之意谓身毒为葱岭西小国，释种分散，迁徙不常，不若方志所云中土大国也。以前史覆考之前书曰：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笃之属，皆塞种也。《后书》曰：从月支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ひ起国，皆身毒之地。别城数百，别国数十，俱以身毒为名。”故知休循、捐笃皆在别城别国之列，而莱以休循、捐笃当身毒者，误也。塞王为大月氏所逐南君宾，宾今北印度地。杜钦曰：县度之厄，非宾之所能越。故史又云：塞王，南越县度也，宾，大国也。而塞王君之安得与休循、捐毒俱为葱岭西之小国乎？大月氏据大夏，后分五部翎侯，既而五翎侯并为一，悉有宾之地。复灭天竺，则天竺、宾在县度之外，非休循、捐笃审矣。莱之所以没而不书也。
二则曰乌孙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国，而身毒，塞种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西至大夏，故大夏贾人云：在其东南可数千里。而张骞度去蜀不远，其实则一国也。莱之意谓身毒在大夏东南，贾人虚张里数至于数千以夸汉使耳。不若方志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五万八千里也。若然，则休循治葱岭，西去长安万二千二百一十里，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捐笃在疏勒南，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门过铁关，可以计日而至，何以张骞建议之后，问使四道并出，指求身毒而终莫得通乎？中印度之境，西域记所载，凡历二十九国，莱据《张骞传》中语，以臆断之曰：一国而已，彼所历二十九国者，皆鬼国乎？所遇之人，国王则戒日，大德则戒贤辈，皆鬼人乎？所得经论，二十匹马负而至者，皆虫书鸟言乎？汉建元之世，成光子从鸟鼠山穷于达亲，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各五万八千里。何承天通晓历术，而沙门惠严圭影，指天竺为天地之中。承天卒，无以抗此，亦莱之所诃僧徒自为之说者乎？
要而言之，汉史之所载者，张骞、甘英两家之记录而已。张骞所至者，大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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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包胥论】
句践之谋吴也，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子女玉帛以宾服焉，而求以报吴。吴于楚则仇雠也。齐则胜之艾陵，晋则长之黄池。彼三国者，旦夕剥肤刻骨，惟恐越之不渡，吴之不亡也。有人于此，奋一臂以号于众曰：莫予敌。一壮士徂伏以致死，三四壮士袖老拳以拟其后，而彼不知也。夫安得而不亡？然吾谓三国之谋吴也楚为甚，而申包胥其谋主也。
何以明之？《吴语》曰：夫差还自黄池，越大戒师，将伐吴。楚申包胥使于越。夫越方戒师伐吴，举国戒严，而楚使之聘问，刻期而至。包胥，大国之使也，方布币陈词，执玉将命，而句践勿遽以伐吴为问，输国情以固请，此其有成言豫戒，闻师期而来聘，居可知也。盖包胥自复楚以来，无日不以报吴为事，其使于越，则行人之职也。申公巫臣之谋楚也，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阖庐之谋楚也，使伍员为行人。包胥之使职专以谋吴为事，又居可知也。楚使未行，越必先有告师期者矣。包胥至，恐其需忍后时也，立谈而断决焉。犹范蠡之云救火追亡，蹶而趋之者也。包胥断疑以发大计，句践敬诺，乃召五大夫而告焉，曰：“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以肄馀之越，图报强吴，一不胜则社稷宗庙残为平原，欲身亲为前马，不可得矣。”而取决于包胥之一言，曰：“包胥命孤。”何其倚之重，信之勇也。谓吴之亡不亡于包胥也，其可乎？
呜呼！重趼之赴，倚墙之哭，忠诚惨烈，泣鬼神而动金石。越之君臣视其人犹天人也，听其言犹神告也。亡吴伯越，转关戾于唇齿之间，固其所也。传称楚复之后，包胥逃赏。逃赏而不辞使者，彼固有所为也。向者与子胥约，固曰：“我必复楚。”吴亡而复楚之志始遂安，知其他日不如范蠡轻舟五湖，仙去不死而史不及载乎？若夫申胥之志，信于楚，诎于吴，抉目吴门而坐视包胥之沼吴也，于是乎愤盈凭怒，自统波涛，前胥后，簸荡楚越，历千载而终不衰止。呜呼！其尤可伤也哉！
【四皓论】
钱子曰：“四皓非隐者也。子房之招四皓，其迹甚奇，其局甚平甚正。读史者酌时势，通事变，然后可以核实而论也。何以明之？高祖非晋献公也，戚夫人非骊姬也。高祖灼知吕后横恣，惠帝庸懦，身死之后，必有称制易姓之举。及我在也，而决痈溃疽，快于一割，可以坐销炎汉庙社牝鸣雉鸲之祸，何惮而不为？然而事势固有必不可者。高祖豁达大度，控御疏阔。今老矣，其精气已销亡于望归之曲、翘袖折腰之舞。吕后阴贼坚悍，厚自封殖，舞阳辟阳之徒，死党盘互。高帝猝有举动，以瑕攻坚，以暮气乘朝气，其势将不胜，即亻危胜之，而天下未附，中外扌骨然而起，弱后稚主，终无磐石之固，刘氏之危无日矣。此之事势较然明白。诸臣虽引古死争，智不及此，子房则知之矣，而不敢讼言出口，良恐事端宣露，枨触高帝之机牙，冒昧一发，祸弥速而不可救药也。于是为吕氏画计，招延四老人以自助。
四老人非隐者也，殆亦楚汉之交，结纳亡命，部勒宾客，奋欲有为，而后乃逃匿商雒间者，居隐畏约，未尝不痒痒思一自见也。既客建成侯所，犹未敢尝试，稍出一奇令，吕侯乘间，请止太子之将兵。及帝破黥布，反谓不肖子不足遣累，乃公强载辎车，为妻子计，所欲易太子者益有名，事益急。子房乃乘危钓奇，趣令四人从太子侍酒，引见高帝，怪问姓名，曰：“公何自从吾儿游？”固已剌剌心动矣。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何其戆而无礼也。又曰：“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何其谏之强，语之劫也。当其时，高帝迟暮孤立，吕氏盘根强固，国势О，虑有微风动摇，四人奋袂抵掌，落落数语，固有以发其扃，控其颐颊矣。高帝安得而不惊？安得而不寤？又安得而不听？彼四人者，槁项黄馘，龙钟暮齿，曾不足当一毛片叶，以灭秦蹙项、溺冠谩骂之雄主，一旦拱手讠垂诿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又侧目而送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高帝即病困老悖，宁渠至是？诚有以移其心夺其命也。语戚夫人曰：“吕氏真而主矣。”老谋壮事，黯然遒尽，无可如何矣。醉则拥赵瑟而歌，倦则枕宦者而卧，百年魂魄，徨牢落，寄末命于“安刘必勃”之一语，斯亦可哀已矣。
太史公曰：“上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子房谏阻废立之深谋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之口，语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暴著而诡词于四人之羽翼。太史公妙于叙事，平直铺列阡陌，条然而不为。レ抉其所以，吾固曰四皓非隐者也。读史者心粗目短，不能酌时势，通事变，惊怖其疑神疑鬼而妄为之词，则世之愚儒也。斯人也，目论耳食，但晓一孔，往往掉书囊，摇笔管，取次而谋人之国家，呜呼！难矣哉。
【颜延年论】
宋沙门慧琳得幸文帝，参预权要，每升独榻，颜延年御前抗言：“三台之座，岂可使刑馀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宠，权倾一时，延年片言挫辱，帝为变色而不少动，斯可谓气盖当世矣。
吾谓延年之斥慧琳深有所以。慧琳著《均圣论》，贬裁佛教；何承天著《达性论》，党比激扬。延年检驳往复，辞而辟之，文帝绌于正论，以延年为是，而不能无惑志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从风邪焰益张矣。延年不复与诤论，唱言刑馀以屈辱之，明挫黑衣之锋而暗摧白法之帜，正言若倒，正其弹驳，衡阳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则为金刚折跋罗杵，慧琳已头破八分矣。时论谓延年之放达，不与独榻之荣，嫉琳而斥之，傅奕则取其毁辱沙门，居高识废除之列，彼两人者，皆不足道也。宣律师则曰：颜公遇佛，褒赞极多，刑馀之言，一时之贬耳。不察其诡词激论护法之深心，而趣举其生平通佛解脱于谤僧毁法之条，仅免与慧琳同科议辟，是岂知延年者哉？
余读《弘明》二集，推明远公抗论枝柱桓玄，与延年抨击慧琳二案，皆、宣二公所未发者。古德立论，专主于尊。三宝扶末法，若老吏执三尺，不容有只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嘱，住济通济，守正示权，摄持互用，则儒者方隅之见，或于义门教网之中，侧出而旁通焉。安知两公常寂光中，不为熙恬微笑耶？
【释迦方志辨】
元儒有吴莱立夫者，援据班氏《汉书》，抉レ宣律师释迦方志，与前史不合而阴肆其排佛之词，其言可谓辨矣。余撮略其要，大端有二：
一则曰塞王即释种也，与乌孙大月氏俱祁连天山间小国。匈奴攻大月氏，大月氏西破塞王，居其地，而塞王南君宾释种分散，故乌孙氏有塞种、大月氏种，而休循、捐笃国绝小，本故塞种。捐笃即身毒、天竺之别名也。莱之意谓身毒为葱岭西小国，释种分散，迁徙不常，不若方志所云中土大国也。以前史覆考之前书曰：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笃之属，皆塞种也。《后书》曰：从月支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ひ起国，皆身毒之地。别城数百，别国数十，俱以身毒为名。”故知休循、捐笃皆在别城别国之列，而莱以休循、捐笃当身毒者，误也。塞王为大月氏所逐南君宾，宾今北印度地。杜钦曰：县度之厄，非宾之所能越。故史又云：塞王，南越县度也，宾，大国也。而塞王君之安得与休循、捐毒俱为葱岭西之小国乎？大月氏据大夏，后分五部翎侯，既而五翎侯并为一，悉有宾之地。复灭天竺，则天竺、宾在县度之外，非休循、捐笃审矣。莱之所以没而不书也。
二则曰乌孙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国，而身毒，塞种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西至大夏，故大夏贾人云：在其东南可数千里。而张骞度去蜀不远，其实则一国也。莱之意谓身毒在大夏东南，贾人虚张里数至于数千以夸汉使耳。不若方志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五万八千里也。若然，则休循治葱岭，西去长安万二千二百一十里，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捐笃在疏勒南，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门过铁关，可以计日而至，何以张骞建议之后，问使四道并出，指求身毒而终莫得通乎？中印度之境，西域记所载，凡历二十九国，莱据《张骞传》中语，以臆断之曰：一国而已，彼所历二十九国者，皆鬼国乎？所遇之人，国王则戒日，大德则戒贤辈，皆鬼人乎？所得经论，二十匹马负而至者，皆虫书鸟言乎？汉建元之世，成光子从鸟鼠山穷于达亲，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各五万八千里。何承天通晓历术，而沙门惠严圭影，指天竺为天地之中。承天卒，无以抗此，亦莱之所诃僧徒自为之说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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