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的“小言”创作

    范泉

    一

    《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译莎，当时他才24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的七种莎翁喜剧译稿，被毁于侵略者的炮火。1939年9月，他进入《中美日报》社，投身于抗日洪流。在报社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还曾利用业余时间，补译那七种被毁的译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在以“小言”为总题，写作了多达1141篇，总字数为39万6千余字的新闻随笔。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

    朱生豪把他写的这些随笔小品式的时政小评论，概括起来定名为“小言”，照他后来与我无拘束的谈话中随便解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文字数量着眼，说明他有短、小、简、轻这些特色。虽然少数几篇的字数较多，那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则总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数仅仅一句话，不过一百字，个别只有数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胜惶恐之至》一篇，只有37字。二是从读者对象着眼，“小”是一种谦词，表示它仅供尊敬的读者们对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维取向上的参照而已。

    写作“小言”，他说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艺创作那样，可以任情推理虚构。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依据，才能结合客观形势相应发挥。这是纪实性的题材和当时当地社会环境的限制。其次是文体的限制。总编要求采用所谓“正规”的“社论腔”，板起面孔写。第三，是立场的限制。“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论”一样，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报社的，成为“社论”的补充。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国准备参战》一篇，它的副标题《社论意有未尽，再论之》，明确说明它是社论的补充。社论是大块文章，大题大做；“小言”则是随笔小品，事无巨细，必须大题小做，或小题小做。因为“小言”作者的写作立场，必须站在报社的立场上，而当时的《中美日报》是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朱生豪在写作“小言”的两年多时间里，精神上并不舒畅，有时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不得不在总编授意下写作，有时甚至在写了以后交总编审阅时，被涂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不幸的遭遇，平时总是自得其乐不声不响不善辞令的朱生豪，仅仅只是轻微地笑笑，概括起来说一声“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丝苦涩味。

    就我个人的印象，纵使受到这样那样的局限和束缚，朱生豪写作的“小言”，还是深刻揭露了日伪以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热情鼓舞了孤岛乃至广大沦陷区人民的团结战斗。从艺术方法看，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调动了他艺术创造的积极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论腔”的缝隙中迸发出令人感奋的艺术闪光。具体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一是标题生动活泼。如《这一片片空白》（40/8/13）、《硬软穷的三部曲》（40/10/14）、《捞不到鱼的混水》（40/10/31）、《东勾西搭》（40/11/13）、《失败三部曲》（40/12/7）、《奇境中的爱丽思》（41/3/27）、《追求·动摇·幻灭》（41/3/31）、《寻找耳朵的眼睛》（41/7/26）、《未完成的杰作》（41/9/29），等等。这种文艺化的标题，令人看来耳目一新，富有吸引力。

    二是表述形式的多样化。如1940年10月10日《太平洋上的插曲》用戏剧台词的形式写；1941年4月29日《雅典颂》用诗歌的形式写；1941年9月30日《东西媲美的宣传魔术》用对话的形式写。他充分运用了为人们所喜爱的各种文学样式。

    三是短小、简洁而有力。在写法上力求突破一点，不及其余。如41年3月27日《令人感慨的对照》，仅仅只有两句话：

    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加入轴心的悲愤，和阿比西尼亚军民的欢迎阿皇复国，是一个令人感慨系之的对照。

    有的国家脱离了羁绊，有的国家钻进了圈套，然而对于“新秩序”的深恶痛绝，却是人同此心。

    这里，头一句（段）是事实现象，第二句（段）是作者感想，从国外而引申到国内的日本侵略者推销的“新秩序”，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再如41年1月6日《给鸵鸟主义者以教训》：

    南爱尔兰苦心保持的中立美梦，终于被德国无情轰炸所惊破，这很可教训那班独善其身的鸵鸟主义者，使他们知道扯起一面中立旗子，并不能避免自身的被攻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固然是正确的态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却是过于乐观的希冀。

    全文总共两句，由事实而引发感想--说明一个真理，简洁明畅，犀利有力。

    四是对日伪的嘲讽，淋漓尽致。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过之》一篇，说的是日本访问荷印经济代表团团长芳泽，哀叹荷属东印对于东京“不表欢迎”，海军大将大角，甚至气愤地说：“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辈愈益惴惴不安。”文章接着说：

    日本到处和人谈亲善，而到处被人嫌恶，这一件事实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伤心地承认。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明白：别人的“不表欢迎”与“惴惴不安”，不是因为受第三者的煽动，也不是因为误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为对于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如同年1月3日的《名人名言》，用德日法西斯头子自己的话来反击他们自己：

    希特勒云：“此等穷兵黩武之国家，数十年来，造成世界之大乱，屡陷人民于战争惨祸中，必须加以毁灭。”

    松冈云：“贪得无厌之国统制开拓，被压迫之国家，除武力反抗外，绝无生路。”

    诚然是断章取义，却不失为“名人名言”。

    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嘲讽。这类“小言”，作者往往总是在最后一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令人读来觉得豁然开朗，痛快淋漓，而且掩报静思，回味无穷。

    五是措词运典，丰富贴切。作者善于在不同的事件和语言环境里，运用关键词语典故。如1941年2月16日《急惊风与慢郎中》一文，说日本急盼与苏联改善邦交，缔结边界协定，以便放手南进，但苏联却迟迟不谈判，可能还要等半年或一年。如果真是如此，则“我们深恐松冈（日外相）之流将喟然长叹曰：‘君其索吾于枯鱼之肆矣！’”。贴切的典故，使文章的主旨立刻凸显出来。再如1941年6月29日《工钱三万万元》一文，说汪精卫去东京向主子汇报，实则是要钱。而主子“既物色不到比他更忠心更听话的□（奴）才，也只好叫他继续干下去，于是一纸续订的卖身契约，便以皇皇然的二卫宣言的形式出现，而三万万日圆的巨额工钱，也欣欣然橐载而归。”这“欣欣然橐载而归”一句，把汪精卫向主子那里取得一大笔工钱后的那种受宠若惊的奴才相，刻画得微妙微肖。这类关键词语，如用别的文句表达，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其他一些词语如“告朔饩羊”（39/12/12）、“日薄崦嵫”（40/3/21）、“逐臭附膻”（41/2/26）、“降尊纡贵”（41/2/2）、“左辅右弼”（41/6/29）、“申申而詈”（41/7/18）等等，都可以说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运用个别文言词语或典故，能使表述净化，文字精练，形象凸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把富有哲理色彩的题材编织在引人入胜的文学载体里。如1941年4月26日电：“英军昨晚十时退出雅典，人民夹道欢呼，谓‘不久可与君等再会’”。作者根据这一电讯，用诗歌的形式热情歌颂了英勇的希腊人民不可侮的精神，歌颂他们即将为了保卫民主自由而流血斗争，决不臣服，直到“用热血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全诗16行，分四段：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灭的勇气。

    爱自由的希腊永不会沉沦，

    他们抵抗，他们失败，但决不臣服；

    有一天，不远的一天，他们将用热血

    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

    --“再会吧，英国的友人！

    到处都是保卫民主的广大战场；

    我们不用哀泣，我们用欢笑

    送你们在星月里赶上前方。”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锁链；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歌颂希腊人民的决不屈服，实质上是在歌颂我们处身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敢于与日伪斗争到底直到胜利的英雄气概。作者把异国的题材，完美地编织在四四组合二四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这一文学载体里，令人读来既悲愤又感奋，既鼓舞了斗志，又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朱生豪撰写“小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特色。总起来说，从标题、取材、情绪舒展、措词运典、多种文学载体的熟练运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直到他那能够在任何复杂的语言环境里驾驭自如的洗练文笔，在在都足以证明他不仅有新文学的高超素养，而且还有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特殊题材方面，他善于运用新文学的外壳和古典文学的表述。如1940年12月7日的《失败三部曲》：

    第一部：外交攻势

    附骥尾结欢德意 捋虎须触怒美英

    建川联苏难圆好梦 野村使美莫展良筹

    第二部：政治攻势

    诱和平难摇汉志 议调整承认家奴

    华盛顿重贷新借款 莫斯科不变旧方针

    第三部：军事攻势

    盘踞经年师退镇南隘 死伤累万血溅大洪山

    疾风吹落叶不知明日 枯鳖守敝瓮且看来年

    这种套在新颖的“三部曲”框子里的楹联式工整对仗，读来象在看章回小说的引题，令人趣味盎然，但仔细辨识，却完全取材于现实时政。作者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数落日寇已至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与日伪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辩驳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讽刺的词语，往往使敌人看来哭笑不得，无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义永垂宇宙》一篇，是驳斥日方《新申报》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这篇“妙文”的论点，那又未免太抬举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视的口吻，一开始就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提起兴致来翻阅日方的《新申报》，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间妙文被埋没了。而应该属于此种被埋没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该报及其日文版《大陆新报》关于本报的记载，无疑地亦为其中之一。”在引出敌人的论点予以批驳之前，这无异是首先给对方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而对于这类“妙文”，作者还在文末说：“在艰苦抗建（战）期中的中国人民，固然绝无阅读此类报纸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如果需要一点消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欣赏戏台上白鼻子小花脸的心理，欣赏该《新申报》的种种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讽，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应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升级的压迫下，租界当局对报刊文字的干预也日益严厉。“抗战”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伪”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宝贝”来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当局明令通知：不准在报上出现“伪、魏、宝贝、傀儡”等字样，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伪”称为“僭方”、把“伪组织”称为“僭组织”。1940年8月起，租界当局还派员驻社检查。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越来越受到局限和束缚，但是运笔自如的朱生豪，却完全摆脱了这种干扰，把“小言”越写越活，越写越多越脍炙人口，写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和嫉恶如仇的精神风貌。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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