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聞其既已髠髪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李贄　　（清）鄭方坤 撰

    （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全閩詩話卷七）

    袁小修嘗語予曰卓老多病寡慾妻莊夫人生一女莊殁後不復近女色其戒行老禪和不復是過也平生痛惡偽學毎入書院講堂峩冠大帶執經請問輒奮袖曰此時正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諸生有挾妓女者見之或破顏微笑曰也强似與道學先生作伴於是麻黄之間登壇講學者銜恨次骨遂有宣淫敗俗之謗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豈足以汚卓老哉予兄中郎以吳令謝病歸再起儀部卓老以為理不當復出為詩曰王符巳著潛夫論為問中郎到也無巳而中郎將抵國門乃改前句曰黄金臺上思千里為報中郎速戒途其於進退出處介介如此人知卓老為栁下之不恭不知其為伯夷之隘也卓老風骨稜稜中燠外冷參求理乗剔膚見骨迥絶理路出語皆刀劍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絶流直可與紫柏老人相上下遺山中州集有異人之目吾以為卓老可以當之錄其詩附於髙僧之後傳燈所載旁出法嗣卓老或其儔歟（閩書）

    温陵李贄贈利西秦詩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刹標名姓山山記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帝京景物畧）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曽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為挽李秃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寛憐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籍在囹圄又曰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梅花草堂集）

    李温陵集

    明李贽撰。二十卷。

    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回族。年二十六中举，年五十一官云南姚安知府，后三年辞官，在湖北、麻城等地讲学著书。万历年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下狱死。

    《李温陵集》一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亦即《焚书》；十四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其《藏书》中史论部分；十八、十九两卷为《道厚录》，即《说书》；二十卷为诗。是集有明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四库全书》列入存目。

    李贽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认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明灯道古录》）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离开人的自我需要，对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东西，都不足以为道。本贽认为，道主要应当到人间的“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去寻找，“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答邓明府》）等等。而且不仅市井小民，尽人皆如此，即使大圣大贤，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贽概括为“人必有私”（《德业儒臣后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答邓石阳》）。说人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所决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为的基础，因而这就是社会人生的本性和本质。

    由此出发，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从我，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明灯道古录》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李贽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杂文中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提倡积极有为，经世致用，他著书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他称自己的《说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自刻说书序》）。李贽还认为“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只存在世人有能无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世事可为不可为的问题。他认为经世致用必须面对现实“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复邓石阳》）而在《藏书·赵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适时，学必经世”的观点，他说“夫孝宗，愿治之主也。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为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

    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不曾闻嘉善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夫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谓为君子者多矣，独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恶，流无穷之毒害。‘伪学’之禁有以也！”这段话揭露了朱熹道学的误国无用。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条转危为安，使国家强励的策略，仅以正心诚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伪学耳。所以李贽提倡“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其观点是同道学及传统儒学完全对立的。

    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把人世之道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实处，这是一种由虚而实的倾向，由此出发要求一切学问、事业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与这种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思想。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读律肤说》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焚书》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发于情性”的，那么各种风格均属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文艺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诗格均成赘物，破除了从技法、风格到内容的一切规定，由情性之自然变成情性之自由。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在《杂说》中说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其心中的悲愤和不平需要渲泄，故情之所致“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自然之道。

    李贽在“童心”说，“自然”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大胆创新，肯定一切新兴的文艺样式。他在《焚书》里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新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生论也。”其“无人不文”强调发挥作家个人的创造性，翻出窠臼，自我发挥。“无时不文”则强调发挥进代的创造性，以今变古，推陈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还是当时盛行的戏曲、小说，李贽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对戏曲、小说这些后起俗文学寄予满腔热诚的第一人。

    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远，而余独不同，非不详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生前受尽磨难，以七十六岁高龄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愿早一命归黄泉。”（《狱中八绝》之八）在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两天后方才在创伤与血泊中死去。

    李贽死后，被骂为“无忌惮”之“小人”，说他“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后来又被宣布“贽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其为名教之罪人。”（《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五�　⒕硪黄甙耍�

    李温陵集

    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集一卷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即《焚书》也。十四卷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藏书》史论也。十八、十九二卷，为《道原录》，即《说书》也。第二十卷则以所为之诗终焉。前有《自序》，盖因刻《说书》而并摘《焚书》、《藏书》，合为此集也。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於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