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序

    克家的诗已出版的有两个集子，还有一篇长诗在印刷中，论理我早应分对他的诗说几句话了。自从他初学写诗以来我见过他的初稿太多了，指点着薄纸草字，或听他背诵，我同他作关于诗的谈话记不清有多少次。后来他的《烙印》印行以后，真像在今日的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收到了不少的批评。他每每同我说：“请你说几句话给我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说不忙，且待日后。其实这样的答复自问是不免有点搪塞，然而我那时不愿对克家的诗说什么，有我自信的道理，现在写出来克家当能明了。

    标榜是中国文人自古已然的传统的法宝，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老实说那一个文艺团体，哪一派别能免这样有意或无意的过失？固然只是良玉精金，即同是自己人也不必避嫌硬说它是瓦砾，不值一顾。批评中自有真理，有评者的学识，素养，更有他的公正的指导与分析，这其间容不得自私，也容不得过分的矜持。但在中国，我们听惯了互相捧持，互相攻讦（为真实的批判与指摘自不在此例）的种种不忠实的，与暴戾的“心声”，所谓批评与创作在十几年的文艺界中是那么远的隔离（近来渐见佳了），似乎曾不发生关系，多数读者在这等风气之下更无所适从。

    克家与我是那么近的“乡人”，又有两层戚谊，他自举写诗便找我商量，虽然在《烙印》第一版找不到书店出版时，我可担任一个发行人名字，但我打定主意不说什么话。如果他原来不能写诗说亦何益，但他有他的意识，他的苦心锻炼的文字，能写出新样的作品，我竟不信我们的文坛都是目迷五色的。所以我不但不愿多说话，就是介绍的力量也不曾用过多少。

    然而他的第一个诗集出版后得到一些好评，茅盾君是头一个认识了他的歌咏的力量与朴素的技巧，以后谈的人渐渐多了，更不用我来说语，而克家见我总说，“你怎么不给它一种切实的评判？——我要的是更明了我的人的公正话，并不是借重他人抬高价值。”

    现在他将这两年间的杂诗辑成《运河》一集，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先寄了来给我看，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运河》诗稿恳叔写序，……如认为不成器或下字太不妥的可删改之。”（我曾给他改动过几个字。）

    我抄在这里并非有意表示克家再三要我作序的殷勤，实在他的诗集序言，由我来写，在亲切明了上，我不但可以指出他的“诗”而且可以指出他的“人”，即使我不会批评，却总能写几行字帮助读者更进一步对于他的作品的了解。

    我先应将他作诗的经过写出。

    说起来话就冗长，克家也一样的是所谓现在成了“破落户”的“旧家”子弟，他父亲在民国初元时，从乡间跑出去到济南法政学堂里记有光纸的石印讲义。那时我也在那里，记得曾见过这黄瘦脸色，藏着忧郁气质的中年人。我太小，年龄上差得多，不甚留心，但那样的老实人却给予我一个特别的印象。后来他大约在三十四五岁，染了流行病默默地死在他的乡村老屋内，克家才七八岁，成了他家的孤子。

    辛苦地捱着日子过，克家到后来也踏上他父亲的脚印，在省城的师范学校里学着做未来的先生了。民国十四五年，革命怒潮掀起了使全国青年翻腾的巨浪，克家虽然身体荏弱却抑制不住那一股对于民族解放的热情，于是他也在革命的大流中洗过浴。如许多的青年，他抛弃了他的老屋，他的寡母，妹妹，抛弃开快完了的学业，在兵马仓黄与水火交拼中打滚。……但到后来他得到的什么呢？载了一身的苦病，一颗重伤与搅乱的心，曾经一次跑回故乡，虽然人家没把这归来者当作河边、林下孤魂，可也有的以为这样年青人在那些地方是会把性情变成蛇蝎！……以后的生活他只有飘流着过去，——飘流到辽远的地方，饥饿，苦楚，思念，激动着他的青年的神经，却没曾磨碎了他的青年入世的热情。生活是能够深一层认识人生的明镜；纵有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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