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筏

之贤为不可及也；谓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礼贤下士保全善类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也。”所著《元明逸史》虽不传，集中尚存《张吴纪律诗》二十五首，表章甚力，传中记其语曰：

    “宜人之论文也不袭前人成说，谓余古文不受八家牢笼，足以自成一子，说理论事深切著明，此由见解通达，不尽关于文字。然端于翁文取《莲花筏》而不取《葵藿编》，以《莲花筏》劝人为善，体用兼备，闵真人谓救劫度世功行非凡，当非虚语。”这部《莲花筏》我终于得到手了，查其中并无汪女士跋，却有摩钵道人管守性序，有云：

    “吾前生为青丘先生弟子，既知之矣，抑岂张吴旧从事乎，何于此事拳拳不释也。”其实理由似不难解，此盖作者对于自己身世的非意识的反抗，不过借了高启与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的名义而已。青丘的诗我不甚了了，惟朱元璋的暴虐无道则夙所痛恶，故就事论事我也很赞成这种抗议，若为妇女设想，其反逆（或稍美其名曰革命亦可）的气分更可以了解，但尚未意识的敢于犯礼教的逆鳞耳。最初发端于高青丘的诗，终乃入于神仙家言，如治病抽“白面”，（本当作麺，今从俗，）益以陷溺，弄假当真。传中述汪允庄临终之言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嫠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内骚坛题品也。”这很使我注意汪女士的著作，便去找《自然好学斋诗钞》来看，结果只能得到同治年间的重刊本，虽然她夫妇追悼紫姬的《湘烟小录》的道光原刊却已找得了。诗我是不懂，但看《诗钞》觉得汪允庄有几点特色，一是钦佩高青丘而痛恨明太祖朱元璋，二是表扬张士诚及其部属，其三是从一出来的，即由高青丘而信吕岩及道教，是也。卷十，《雷祖诞辰恭赋二律》有云：消尽全家文字孽，莲花同上度人船。注云，“《莲花筏》，翁大人所著。”又卷末《敬书翁大人莲花筏后》，有序云：“劝善之书，得未曾有，真救劫度世之宝筏也，既为跋语，更赋此诗：

    “今以所刻《莲花筏》见寄，意主度人，内蒙养戒杀善书崇俭诸篇，现身说法，于人心当有裨益，至儒佛诸篇所论虽是，然未免好辨。”又云：

    “《感应篇》，太上所作，太上即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从问礼也。《功过格》，太微仙君以授真西山者也。《阴骘文》，《劝孝文》，《劝惜字文》，《蕉窗十则》，文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归依者也。《警世》《觉世》诸经，关帝所训，国家所崇奉，与先师并列者也。”颐道文集太贵，我尚未能买，但读其秣陵西泠诸诗集，觉得亦是慧业文人，（此语姑且承误用之，）今所言何其鄙陋耶。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第二篇《戒杀生四则》，意亦平常，但因此也比较地可读，不佞本不反对戒杀，唯其理由须是大乘的，方有意思，若是吃了虾米只怕转生为虾米去还债，仍不免为鄙夫之见耳。此文刻于道光丙申（一八三六），次年丁酉刻《蕃厘小录》，首列戒杀放生诗二十四首，此四则亦复收入，寒斋幸存一册。《莲花筏》中此外还有文十二篇，较重要的是《佛是药说》，论儒佛及儒道书共五，答友人辟佛书，今不具论。正如《蕃厘小录》自序所说，“近日儒门之士，无宋人理障之习，兼通二氏”，原是好事，唯抛开《原道》而朗诵《阴骘文》半斤等于八两，殊无足取。削发念佛，不佞自己无此雅兴，但觉得还自成一路，若炼金丹求长生的道教本至浅陋，及后又有《阴骘文》一派则是方士之秀才化，更是下流，不能与和尚相比矣，读书人乃多沉溺于此，高明者且不能免，何哉。

    “《伯兮》之诗曰，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愿在愁苦疾痛中求为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梦，梦余不使之有诗，此妇人乃真大苦矣。嗟乎，岂独妇人也哉。”我前讥颐道的鄙陋，细想亦是太苛，颐道晚年同一逆境，其甘心于去向梦与诗中讨生活，其实亦可理解，多加责备，使其大苦，自是不必，唯其所著书只可自遣，如云救劫度世，欲以持赠人，则是徒劳耳。一切善书皆如此，今只就《莲花筏》等说，实乃是尊重颐道居士与汪女士故也。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于北平。

    附记

    “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轩语》（其实这名称还不如原来的《发落语》为佳）成于光绪元年，去今已一周甲，张君在清末新党中亦非佼佼，今读其语，多有为现今大人先生所不能言或不及知者，不禁感叹。兹录其关于“魔道”的一部分于右，大有德不孤之喜，但一喜亦复正多一惧耳。

    二月廿六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