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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庐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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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部分的删去的诗以卷一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八首删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删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删其四,《山歌》十二删其四,《人境庐杂诗》十删其二,皆是。今举《杂诗》的第九,十两首为例: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至于《山歌》的校对更是很有兴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计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却也是抄本中所没有的。这里碰巧有罗氏所藏黄君的手写本,共有十五首,比两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后边还有题记五则,觉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写抄录,略注异同于下:

    自煮莲羹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饑,为贪别处双双箸,只怕心中忘却匙。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后不复注明。饑字各本均如此,当依古直笺作饥。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要今生结眼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侬只今生结目前。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更伤离。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行过记侬恨,牛角依然弯复弯。案,手写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恨他牛角弯复弯,后乃涂改如上文。刻本中无,抄本自还作始还,弯复弯作弯又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不容易,从今不养五更鸡。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无法。西流钱本作东流,恐误。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待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打到中心只说郎。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头铜鼓声声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来时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案,来时抄本刻本均作初来。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谁不脸红谁算赢。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请看结发不开交。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却夸年少好花枝。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到老终无花落时。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有缘先要得郎怜。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题全删,共六十首,题目存留而删去其几首者有十六项,其最特别的是删改律诗为绝句,计有三项。卷一中《闻诗五妇病甚》云: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又卷三中删去在日本所作诗二十二首,其中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苇原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注云,“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体例,并附以注。”也是颇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删去。还有好些有名的咏日本事物的诗,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没有,难道是后来补作的么,还是当初忘记编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法子解决,现在只好存疑。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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