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篇

    <h4>一　改名纪略</h4>

    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我的名号也很是平常，时常与人家相同。午后从外边回来，接到一位友人的信云：

    “昨见一刊物大书公名，特函呈阅。”我把附来的一本小册子一看，果然第二篇文章署名知堂，题目是爱国运动与赤化运动。一个多月以前有上海的朋友来信说，汉口出了一种新记的《人间世》，里边也有文章署我的名字，因为没有看到那小册子，所以不知道用的是名是号，但总之我并没有寄稿到汉口去过，所以决不是我的著作，即使写着我的名号，那也总是别一同名号的人的手笔。这回的小册子名叫“华北评论”，只知道是四月十五日出版，不记明号数，也无地点，大约是一种不定期或定期的政治外交的刊物，所谓“某方”的色彩很是鲜明的。对于这个刊物不曾投过稿，实在也不知道它在那里，那么那篇文章当然不会是我所作，而且也不会是从别处转载，因为我就压根儿不能写那些文章，所以作者别有知堂其人，那是无可疑的了。

    第一想到的就是改名。但是在想定要改之前，又有别的一个主张，就是无须改名。这理由是很简单的。我所写的文章范围很小，差不多只以文化为限，凡关于实际的政治外交问题我都不谈，凡是做宣传有作用的机关报纸上也都不登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就很容易区别，同名似亦不妨。至于骂人的信，固然笔迹不同可以看得出，其实在我本来也可不必多辩，因为我近十年来是早已不骂人了。近来经验益多，见闻益广，世故亦益深了，正如古昔贤母教女慎勿为善一样，不但不再骂人，并且也不敢恭维人，即如王柱宇先生在“小实报”所写关于土药的两篇文章我很佩服，对了二三老友曾口头称道过，却一直没有写文章，虽然在一篇谈李小池的《雅片事略》的小文里曾引用过王先生的几段原文。老实说，我实在怕多事，恐怕甲与乙不对，称赞了甲就等于骂了乙也。既然如此，我的态度原已明了，不会与别人的相混，即使是同名同号，也还是尔为尔我为我，不妨就学柳下惠那样的来和一下子。不过这在我自己是觉得分别得如此清楚，若是在旁观者便难免迷惑，看风水的老者说不定会做盗坟贼的头领，议论的转变更不是料得到的事，何况明明标着字号，那么主顾的只认定招牌而不能辨别货色，亦正是可能而且难怪者也。讲到底，不改名仍是不妥当，那么还是要来考虑改名的方法。

    我的姓名出典在《诗经》里，人人得以利用，相同亦是无法，至多我只能较量年代加个老牌字样，如我的名字是辛丑年进江南水师时所取的，那么这正是二十世纪起首老店了。不过真正同姓名倒也还没有过，平常所有的大抵只是二字互易，不是把“仁”字写作“人”，便是把“人”字写作“仁”。我收到好些官厅的通知商店的广告，地址明明是给我的，却都写着“仁”字，这仿佛与中头彩中字一定要写“仲”一样，或者是北平的一种习惯法亦未可知。同时有些寄给那位周先生的专门的书籍杂志讲义等又往往写了“人”字，由我收下后加签交学校的收发处送去。每年学期开始的时候，各报登载新学年的功课，法学院的经济学银行论等总有一两家报纸硬要派给我担任的。这种小事情极是平常，有如打电话错了号码，只知道是错了随即挂上，也不必多说什么。但是这回我觉得很有声明之必要，因为有一两点于我颇有不利。报上说周宅失物有银元宝及金珠饰物，共值万余元，本是很体面的话，可是假如人家真相信这是吾家的事，那么事情便大不佳妙，有好几位债权的朋友见了一定生气，心想你原来是在装穷么？即使不立刻跑来索还旧欠，至少以后不能再设法通融以弥补每年的亏空了。还有一层，假如社会上相信吾家一被偷就是万把块钱，差不多被认作一个小富翁，虽然报上明明记着失主的街巷和门牌，梁上君子未必照抄在日记上，万一认真光降到吾家来，那不是好玩的事。寒斋没有什么可窃，金器只有我的一副眼镜的边，在十多年前买来时花了一二十块钱，现在世上早已不见此物，自然更不值钱了。古董新近在后门外买得一块断砖砚，颇觉欢喜，文字只剩“元康六”三字，我所喜者乃顶上鬐须甚长之鱼纹耳。旧书新得明刊本《经律异相》五十卷，梁宝唱所编集的佛教因果故事，张氏刊《带经堂诗话》三十卷，有叶德辉藏书印，但价都不过数元，并非珍本，不过在个人以为还好罢了。这些东西都是不堪持赠的，如不是真正的风雅贼，走来拿去，不但在我固然懊恼，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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