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杂事诗

是两人，椿山就姓椿，华山原姓渡边，因仿中国称为边华山，现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把他们团作一个人，虽是难怪，却亦颇可笑。定稿编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记日本杂事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此是黄君的不可及处，岂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欤。

    民国廿五年三月三日，于北平。

    补记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e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诗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论文字处谓中国将有新字体新字可以发生，末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后自更明了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注仍如旧，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后改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抄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抄袭诗注的。《杂事诗》讲到画法有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云：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好：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则云：

    《杂事诗》第一板同文馆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书店购得，书不必佳，只是喜其足备掌故耳。

    五月廿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