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筠厂论竟陵派

相掩，余参之也。又文又为余言，同人著陪京略，尤精详，属稿未问世，不知流落何人，恨吾辈缘浅也，尚俟之哉。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题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后钤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厂，又卷末白文印一曰会稽陶氏家传。字疑系筠厂手笔，庚午为康熙廿九年，时年五十五，此二引作于同一日，《文选》所收或是晚年改写本耶。删诗存文，便于刊刻诵读，亦是好事，乾隆时纪晓岚曾有一本行于世，唯纪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厂本远矣。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往读刘同人《春秋》制义，惊其下笔妙天下，既读《帝京景物略》，富艳峭拔，丛书中得未曾有，然后叹同人之才不独以制义显也。盖帝京自木叶山移都七百年于兹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硕，设无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词，不几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涂过）黯淡无色耶。至若于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则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今问世者两刻，详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异，合而订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独其所采诗歌无绝佳者，概置不录。又闻同人著陪京略，属稿甫就而节义夺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庚午春正十八日识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及申式南氏。”又后引云：

    “即此后之公安竟陵，丛诃攒骂，谈者齿冷。竹垞于中郎虽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则全没其真，此尚成见之未融也。”我曾说李君论文论学多有客气，但对于公安竟陵却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记中屡次选录中郎友夏的诗句，当否且别论，其意总可感。朱氏则如何呢，岂但成见未融，且看他的说法，可以知道丛诃攒骂之妙了。《静志居诗话》卷十七钟惺条下云：

    “先生尝言少时便喜读钟谭诗文，越十年而厌弃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夫钟谭诗文自若也，读钟谭诗文者其厌其喜，其喜而厌，厌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强也。曾不敏，未能读钟谭诗文，而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录先生所抄，且志言焉，以验后日学力何如。门人丁有曾敬书。”下钤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经。论理该是丁氏所抄，但字迹与《景物略钞》仿佛，小引前后亦共钤三印如前述，目录后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厂，然则似仍是陶氏物也。这里很凑巧，两种抄读所谈的均属于竟陵派，筠厂的意见又颇高明，尤使我感叹佩服。论《景物略》的话虽好也还普通，如纪晓岚便也见得到，关于钟伯敬的末后的一节真是精极，读了真能令人增进见识。王介锡的《明文百家萃》的谭友夏小传末引张宗子《石匮书》的话为定论，曰：

    “余尝集当世诗古时文，名之曰‘耐久’。”《文选》中有小传数篇均有致，忠孙之父鞠陵亦有传，后附宋长白诔辞，有句曰，爰顾陶许，惟汝允谐。小注云：

    “今人喜钟谭则诋王李，喜王李则诋钟谭，亦厌故喜新之习也。夫王李自成为王李，钟谭自成为钟谭，今之作者自成为今之作者，何必诋，何必不诋。”陶庵的话固然说得很好，但还不及筠厂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样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予少好读刘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当时于奕正遣搜帝京遗闻，俾就熔铸，虽巷议街谈，悉化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来气象直与镐京辟雍争辉，不至为西楼木叶山所掩也。或者疑其工于笔而不核于事，未免为博洽者所讥，是则不然。太史公好奇，少所割爱，纪传世家时相剌谬，然读者不以《汉书》之雅雅而弃《史记》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驳正诸书而辍抄《景物略》哉。独惜其陪京一著甫绝笔而身殉虞渊，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无抱恨于广陵散之歇响耶。”抄本前引云：

    “《越殉义传》者，苹野陶亦鲁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传，以瘵卒，丈发函恸哭，造耐园属为卒业。”宣统中绍兴公报社印行越中文献辑存书，其第六种曰“筠厂文选”，共文九十五篇，虽是用有光纸铅印，多错字，文却颇可读，盖大都是所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的一派，深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文选》中《王载溪诗论序》末署云辛丑九月下浣里门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妇江氏文》，亦称八十六岁筠厂髦翁，又有《江氏妇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时为康熙六十一年。筠厂有诸书抄读，自《春秋》四传以至《帝京景物略》，各有小引，名隽可喜，《文选》共录二十篇。寒斋藏有两种，一即《景物略钞读》，一为《钟伯敬集钞读》，《文选》中未著录。《景物略》抄本第一叶首行曰“菊径传书”，下曰“筠厂手录”，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注云百三十三叶，计原序目录及本文适如其数，前后各有引言一叶，与文选本又不同。文选本《帝京景物略钞引》云：

    “陶筠厂及申，许酿川尚质，暨予为耐园四友。”即此可见其交情关系。俞鞠陵是王白岳的女婿，白岳亦是张宗子的好友，《琅嬛文集》及《梦寻》皆有序，其诗集名“硕薖集”，手稿本曾藏马隅卿先生处，后归北平图书馆，近闻已装箱南渡矣。

    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