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文章

今乃特被重视，虽是尊重女子，实却近于不敬矣。《职思斋学文稿》文三十五篇，文笔简洁老到，不易多得，唯以思想论却不能佩服，因为不论好坏总之都是人家的，再苛刻的说一句，文章亦是八家派，不能算是自己的也。自序中云：

    “颇好二氏之书，间有所作，庄列之唾余，乾竺之机锋，时时阑入。年过二十，始知其非，非程朱不观，以为文以载道，文字徒工无益也。”可见著者本来也是很有才情的女子，乃为世俗习气所拘，转入卫道阵营，自言曾为文辨驳金谿余姚，进到牛角湾去，殊为可惜。卷首文十篇，论女道妇道以至妾道婢道，甚为奇特，不独王汝玉见之称赞，即鄙人亦反复诵读，叹为难得可贵。何也，王汝玉所云持论平允，即因其绝对遵循男性中心的传统，为男子代言，进而至于指示婢妾之大道，此在鄙人则以为不近情理，所以为难也。《瑶仙闲话记》中述客瑶仙之言曰，闺门之乐，惟纳妾为最，子知之乎。论其源委，显然出于周南诸诗，本亦不足为奇，唯如此彻底主张，极是希有，昔俞理初著《妒非女人恶德论》，李越缦笑为周姥之言，同时乃有徐克庄女士立说，闺门之乐纳妾为最，此正是周公之教也，著者殆可谓女中俞理初矣。据德国性学者计算，在民国二十年顷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男子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多妻的，那么此种意见正占势力，视为平允，盖是当然，唯鄙人平日是佩服俞理初的，自然未能同意，又觉得论到文章，思想颇为重要，既与情理相违，便无足取，若其不愧为好的史料，则是别一回事，固毫无疑问者也。

    “瑞玉问，女心伤悲应作何解。余曰，恐是怀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伤悲乃为女子有行，远父母故耳。盖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说诗也。”这里他们也是在谈《诗经》，可是这是说诗而不是讲经，与别人有一个绝大的不同，而《诗经》的真意也只是这样才可逐渐明了。陆氏木犀香馆刻本《尔雅义疏》卷末有陈硕甫跋，叙道光中馆汪孟慈家时事云：

    “先生挟所著《尔雅疏》稿径来馆中，以自道其治学之难，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与老妻焚香对坐，参征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止。”案李易安《金石录后序》中云：

    “余问，微行，传云墙下径。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径。余问，遵小径，以女步迟取近耶。曰，女子避人尔。”又《诗说》卷上云：

    “余尝得西吴徐叶昭女史克庄职思斋古文一册，有自序一首。其文言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持论平允，能见其大，非寻常闺阁翰墨，惜世鲜知者，他日遇湖人，当详询之。”案寒斋所藏，有《听松楼遗稿》四卷，陈尔士著，《什一偶存》五种，徐叶昭编刊，第三为《职思斋学文稿》一卷，为所自著。此外又可以加上《月蕖轩传述略》一卷，袁镜蓉著，《晒书堂闺中文存》一卷，王照圆著。这几位女士都能写文章，但是由我个人的偏见说来，却是后面的两家更为可取，虽然不曾有人怎么的表扬。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了。简单的说，我的偏见是以前就有的，不过那是以古代为根据，正确一点是以明以前为限，现在却来应用在清代，其实便是用于现今我想也是一样可以的，尺度虽旧，分寸则不错也。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否则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而起。”此二者情景均近似，风趣正复相同，前面曾以李王相比较，得此可以加一证据矣。无论男妇，无论做学问写文章，唯情与理二者总不可缺少，这是唯一的根柢，也即是我这里所陈述的私见的依据。老生常谈，亦自觉其陈旧，但此外亦无甚新话可说，老实铺叙，较为省力，既不打诳话，也就可以供补白，然则目的岂不已达矣乎。民国甲申九月秋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