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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晚年在一首題為贈虞十五司馬的詩中,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五百年後,南宋文人羅大經取其詩意作為書名,寫了一部頗有名氣的筆記,這就是鶴林玉露。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今江西吉水縣)人。生平事跡不詳,我們祇知道他大約生於宋寧宗慶元初年,卒於宋理宗淳祐末年以後。少年時曾就讀於太學,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鄉試中舉,寶慶二年(一二二六)登進士第。此後曾做過容州(今廣西容縣)法曹掾、撫州(今江西撫州市)軍事推官等幾任相當於縣令的從八品小官。官於撫州時,由於受當時朝廷中一起矛盾紛爭的牽累,被劾罷官。從此以後直到去世,就再也沒有得以重返仕途。在幽雅恬靜的山居中,完成了鶴林玉露的寫作。 <span class="q">【 關於羅大經的生平,詳見附錄一羅大經生平事跡考。】</span>

    鶴林玉露,共十八卷,分甲乙丙三編, <span class="q">【 日本寬文本三編分記為天地人三集,然據鶴林玉露書中所記,當作甲乙丙三編,符合羅書原貌。】</span> 每編各六卷。對此書的特點,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扼要指出:「其體例在詩話、語錄、小說之間;其宗旨亦在文士、道學、山人之間。大抵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簡目的評論是正確的。鶴林玉露較之其他宋人筆記的顯著特點,就在於它是以議論為主,而不是以記述或考證為主。談到議論,人們往往以「嚮壁虛造」、「游談無根」來評價宋明理學家。其實,這種評價很有些偏頗。在中國思想史上,理學的出現,不是理性的沉淪泯滅,而是達到了一種思辨的高峰。它的產生,除了有其思想史本身的發展規律可循外,還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也許是有宋一代內憂外患的嚴峻現實,使得宋人比較講究實際。因此,作為理學家的議論,也多是有感而發、因時而論的。具體說到羅大經,在眾多的宋代理學家中是算不上數的。談不上窺一斑而見全豹,但讀一讀羅大經這一理學家言,起碼可以窺見宋代理學家的一個側影。從鶴林玉露看,羅大經的議論很典型地帶有宋代理學家那種鮮明的特徵。明代葉廷秀評論羅大經:「其言以紫陽為鵠,學術治道多有發明,而不離王道。」融合儒佛而形成的理學,誕生在統治結構以士大夫為中心的社會,又處於家國多難的時代,這就規定了它的主旨是發明治道。「治國齊家平天下」,這種千百年來儒家思想所賦予的雄心壯志,明確而牢固地豎立在宋代不少士大夫心中。鶴林玉露展現給人們的羅大經這個理學家的形象,不是長期以來縈繞在人們頭腦中那副迂腐虛偽的面孔,而是一個清醒的憂國憂民的正直的知識份子形象。他對南宋統治者偏安一隅不主恢復深致不滿,丙編卷一「十里荷花」條,記其和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這首詩不難使人想起當時另一首有名的譏刺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他在乙編卷二「函首詩」條痛斥殺韓侂冑函首以奉金人一事:「開禧之舉,韓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短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書中對秦檜的乞和行徑,也每多抨擊,並且在甲編卷三「格天閣」條引據金人張師顏南遷錄,明言秦檜乃金國間諜。對元元百姓,筆記中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乙編卷二「彤庭分帛」條云:「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云匼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乙編卷四「養兵」條,通過比較寓兵於民和養職業兵兩種兵制的得失,也反映了對黎民的同情。這些,不必以「難能可貴」來評價,這實際上是深受「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民本思想熏陶的一個封建士大夫維護統治利益的很正常的思想。羅大經的議論,反映了一個封建士大夫那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和作為巨大統治結構一份子的高度事業心。

    「博而匪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於掊擊,有所援敘而不流於浮誇。」 <span class="q">【 見附錄三明人車任遠鶴林玉露跋。】</span> 羅大經的議論的確如此。那麼,作為一部宋人筆記,其史料價值如何呢?清人曾釗在面城樓集鈔中曾具體舉例作了說明。其云:「書中如韓平原為南尉,秦檜自金歸諸條,亦足補史之未備也。」其實,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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