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纸条

    一

    一九四九年渡江之后，我们这支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继续向南进军，追歼溃逃的蒋匪军。部队像一支离弦的利箭，沿着闽赣边境的崇山密林，迎着初夏的阴雨，踏着崎岖的山林小道，向溃逃的敌人，向南方、向祖国的东南边疆，兼程前进！

    这时，我在这支部队的先头团政治处工作，被分配到前卫营搞借粮。借粮是怎么回事呢？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说大部队远征应该准备好粮食的，但当时进入的是新区，革命政权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现成的粮食；而部队进军又急。因此上级规定了一个就地借粮的办法：向当地群众借粮，打好借据，留下地址，待以后政权建立了，再由政府协助军队偿还。

    江南人民热切地盼望着解放军，借粮的事当地人民很支持，真是：要粮食手到拿来，找向导拔腿就走————方便极了。

    但是有一次，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这天，接到了参谋处发出的行军路线。打开地图一看，我们营的宿营地点是在崇安县境一个叫作灵田的村子。这个村子虽然在大山丛中，但从地图上看却是一个大村庄，估计至少也有二百多户人家。这真叫人高兴：这么大的庄子，全营都可以住得下，不必露营了；粮食自然更有把握，这么大的村子还能借不出几百斤粮？说不定还可以买到头猪，弄点青菜，改善一下生活呢！

    我兴冲冲地上了路。可是当我走了一夜，从拂晓的晨雾里看清了这个村子的面貌时，像一跤跌到水井里，浑身都凉了。这哪里是个村子，简直像个乱坟岗：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黑黑的山墙歪歪地立在那里，窗子只剩了个方洞洞；遍地是碎砖烂瓦，屋里地上的茅草，有一人多深，小树也长得有碗口粗了。野鸟听见响动，“扑棱”一声从窗洞里飞出来。我从村东头一直走到村西头才看见一排排傍着残垣断壁搭起的竹寮子，看样子还有人住。

    几百人待在这里，不论怎么样也得先想想办法呀。我喊过通信员小吴，一道沿着荒草小径，向那些竹篱小院走去。太阳越升越高，我那颗心却越来越往下沉：这些人家不是妇女就是小孩，一看都是一些贫苦人家，不用说借粮，就是找个向导也困难了。

    我们正失望地往回走，突然小吴喊了声：“老大爷！”我抬头一看，一位老大爷的身影一晃闪进一家院子不见了。我们赶忙也跟进院去，只见那位老大爷正在低着头整理什么，听到脚步声，抬头瞟了我们一眼。

    “老大爷！”我喊了一声。他抬头望望，又只管干他的活了。

    我又赶着叫了声：“老大爷，跟你商量个事……”他慢吞吞地放下手里的活，望着我们，指了指耳朵，摇了摇头，恶声恶气地说：“听不真！”

    这时我真有点火了，一来白跑了一早晨有点心焦，二来喊他第一声他听见了，现在却装聋了。我压住气，放大嗓门儿向他解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想临时借用点粮食……他只是淡漠地望着我们，终于没有吭声。没办法，我只好招呼了一声通信员：“走！”拉着小吴就跨出了门。小吴倒不知愁，边走还哼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走出大门没几步，忽然后面脚步匆匆，那位老人跟着赶出来了。我回头看看，他正向我们的背影望着。我转过身又往前走，老人忽然喊道：“喂，小伙子……”

    我们又莫名其妙地站下来。只见那老人紧三步赶上来，伸手拉住小吴，把他推了个半转身，抓着小吴背的挂包，端详起来。他脸上刚才那种怒气冲冲的神色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惊喜的笑容。这一来却把我俩弄糊涂了，他在看什么呢？

    他看了半天，小心地问：“你们是中央军？”

    “不，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打中央军的。”那时候咱们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佩戴帽徽、符号，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我只好这样回答他。

    他没吭声，又把那挂包翻来倒去看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吴的挂包上挂着一个洋瓷碗，在装碗的布袋上，可着碗口缝着一个大红五角星，就是这个红五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忽然想起了：按行军里程计算，现在该进入过去的老革命根据地了，是不是这老人知道我们？我连忙补充了一句：“我们就是过去的红军，现在回来了！”

    这句话真有效。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忙问：“可真？”这是用不着多少解释的。他一把抓住我，一只手揽住小吴，说：“哎呀！可把我们盼死了！走，到家去！”这时，我觉得他的手在轻微地抖动。

    走着，我开玩笑地问他：“这会儿你老人家的耳朵怎么好使了！”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又收敛了笑容说，“说实在的，这十几年就这么过惯了。那是国民党白鬼子的天下嘛，我就给他个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进了屋，安置我们坐下，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前几天就风言风语地听说红军要回来了，可是一群群过的净是些国民党的败兵。你们又没个记号……你们一进门，我听口气挺和气，可也不敢认准呀，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听见这小同志唱的歌调好熟，扫眼又看见这个大红五角星————过去咱们红军谁身上也都有这东西，这就是好记号。我这才敢开口了。”

    彼此一谈通，话就多起来。老人像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女，激动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一会儿问问战争情况，一会儿谈谈红军走了以后的苦处，谈到苦日子的伤心事，眼里就挂上了泪珠；泪水没干，说到现在的局面，又乐得理着胡子呵呵地笑个不停。

    从老人的谈话里，我才知道这块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就建立过革命政权。像南方所有老根据地一样，自从红军长征北上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恶霸疯狂的摧残。后来又因为人民暗地支持山上的红军游击队，敌人索性一把火把这个二三百户人家的美丽的山村烧了个干干净净。

    老人满怀感情地说：“当年红军临离开这里的时候说过：我们会回来的，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是靠这些话，才活到今天啊！”

    本来，我们真想纵情地谈下去，和这位革命老人叙叙离别之情，但是部队吃饭要紧哪，我只好把话转到借粮的问题上。我抱歉地说：“大爷，按说你这儿受了这么多苦，是不应该再让你受累了，可是……你看看，能挪就挪一些，要不，咱再想办法……”

    没等我说完，他把我的肩膀一拨，打断了我的话：“咳，小伙子，看你说到哪儿去啦！照实说，要多少，我算计算计！”那口气听起来真像父亲对儿女的腔调，又直率又亲切，叫人觉得心里甜滋滋的。话虽这么说，可是上级政策交代得明白：贫苦家户尽可能不借或少借。这村的情况明摆着：困难着哪！我吞吞吐吐说了个保守的数字，接着又再一次向他解释政策和办法。

    我讲着，偷眼望了他一下，只见他手里捏着一把干草秆，一段段地掐断了，聚精会神地在地上摆弄着，摆得一堆堆的，一会儿从这堆调一根到那堆，一会儿把那堆又打乱了，还不时地用手捶着脑袋，思索着，大概在计算着什么。

    我索性停了嘴，注意地看着他。好大一会儿，他把手里的草一扔，霍地站起来，伸手从屋角里抓过一把铁锹、一把镢头，把铁锹递给我，说了声：“走！”就一步跨出了门。

    我们都被他这突然的动作弄得糊里糊涂，接过铁锹，怔怔地跟在他后面走着。出了门，拐了个弯，来到一座破烂房框子跟前。他朝一堆碎瓦指了指，说：“帮一手吧！”一镢头就刨下去。我俩随着他挖起来。

    碎瓦刨光了，是一堆新土；新土出清了，是一块木板；木板揭起来，是一个大瓦缸；把缸上的稻草拿掉，原来是满满的一缸白米。

    “怎么样？上等白米！百十口人吃一顿足够了！”老人指着米得意地说，“前天过的那些国民党兵，粮食味也没捞着闻，连一顿红薯秧子都没吃到熟的。”说着，他又纵声地笑了。

    我却没有笑。我被这老人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动地拉住老人的手，说：“老大爷，谢谢你！我代表全营的同志谢谢你！大爷，找秤来吧！我们借用一部分。”

    “什么，秤？我没有那玩意儿，也不用那玩意儿！”他又恢复了刚才说话时那种执拗的神气。

    “不，上级有规定，这是借粮救急，称一称，有个数，以后咱们政府好还你！”

    “还？干吗要还，自己的人吃了还要还？”看样子，刚才我的解释算白说了。

    我还想再给他说个明白，他摆了摆手说：“算了，来，帮我把它弄上来！”

    我们把米缸抬上来，搬到屋里。刚放实，他又说了：“锅在墙角里，缸里有水，做饭的家伙一应俱全。你快叫人来做饭————走了一夜，早吃早歇息！米不够，一会儿就凑了来。”说着，从墙上摘下一只老牛角，撇着腿，一颠一拐地走出去了。刚走到门口，又拐回来说：“米，都下锅！锅不够大，到四外找；你就说程元吉————程老三说让用的！”

    他走出去没多久，村头就传来一声声悠长的牛角号声。我向四外望望，四面山梁上、树丛旁、竹林边出现了人影————村里的青壮年随着号角的召唤都回来了。

    我打发小吴去报告营长，并叫炊事员带杆秤来。炊事员来了以后，我把米的一半倒在米箩里，称了称，六十斤，满够营部吃的了。让炊事员淘米下锅，我赶出去再找那位程老大爷。转了一圈没找到。当我转回来时，却意外地听到了这老人的大嗓门儿：“……反正已经洗了，不吃怎么办？”我知道出了事，一步跨进去，可不是，原来那老人早已回来，瞅瞅炊事员不注意，舀了一盆水，把瓦缸里的米一股脑儿都洗了。

    接着，程老爹告诉我，村里的人都回来了，一说就凑出了七百多斤粮食，还凑了些青菜、笋芽、鸡蛋……

    这样一来，全营一天的吃饭问题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解决了。我怀着极其兴奋、感激的心情，随着老人挨家办理了借粮手续。为了照顾人民的生活，又退回了一部分粮食————可是真费了不少的唇舌。当时，我也把一张借据交给了程老大爷。

    我原以为又要再争执一番的，谁知道这回程大爷却爽快地把那张借据接了过去。我想：也许给别人解释，他已经听懂了吧！谁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见他把那张借条仔细地看了又看，突然点着头，没头没脑地说：“咳，十八年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微笑了笑，俯身钻到床底下，在一堆破烂鞋子里挑出一只破草鞋。他撕开鞋底，拿出了一个小布卷，轻轻地拂掉了上面的灰尘，把它递给我。

    我打开布卷，就看见一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田地的“耕田证”。在“耕田证”里又夹着几张纸条。我一张张看去：第一张是一封信，那是以很潦草的铅笔笔迹写成的，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第二张是一纸不合程式的借据，再一张又是一封短信。

    除了土地证之外，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要是没事，休息过后，咱就谈谈吧！我给你讲讲这三张纸条的来历。”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整个武夷山区沉浸在一场暴风雨里。

    像谁拉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闸门，雨，连成一片，向着整个山区倾倒。风借雨势，雨助风威，山石上溅起浓浓的白雾，大片的竹林梢头卷摆着浪花。山泉从无数岩石的缝隙里冲出来，汇成一股激流，冲着滚滚的山石、拔着低矮的小树，涌下山来。

    傍晚时分，程元吉把屋里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在薄薄的茅草屋顶上又压上了几块石头，怀里揣了几块红薯，就往外走。按说，像这样的天气，他是不该再到山里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两年前，爹送萧家地主小少爷进城，爬山时因为轿子抬歪了点，被小少爷一脚蹬下山崖摔死了，想打场官司争口气，官司没打赢，几亩地花了个干干净净。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锨一镢地刨出了二亩多荒地来，种上了南瓜。总算不错，南瓜长得蔓儿粗、果儿肥，远看青艳艳的一片，近看横七竖八的一堆，是个好收成。只是地处偏僻，又是这么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万一有个坏人打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看得了？再说，近来街面上实在不安定，中央军和民团的队伍一个劲地往西开，说是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些家伙到处抓人抢东西，东西被拿走还不说，人还被拉去扛子弹不能回家。程元吉也想趁便到山里去躲躲。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程元吉把棕皮蓑衣掩了掩，往山坳里走。这曲曲拐拐的山路，又是这么大的风雨，实在不好走，等他翻上了山梁，望见那块心爱的南瓜地时，天已煞黑了。就在这时，程元吉望见一串黑影从山腰的矮树林里窜出来，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程元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好，这样的天气成群结队地满山跑，一定不是好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连忙一闪身藏在几棵大树后面。

    眼望着这一群人，程元吉一阵心跳，脑子里马上浮起一幅景象：这些人就要气汹汹地一脚踢开那扇破竹门，把屋里翻弄个乌七八糟，说不定……他不由得捏紧了拳头，向前迈了几步。但奇怪的是，那些人跑到门前却停住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接着这群人又离开房子，在一棵树底下围拢来，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讲了些什么，然后，人们又散开了。

    程元吉刚松下的心立刻又紧缩起来：原来那些人散开之后，就跑到瓜地里去了。只有一个人在树底下蹲下来，打开电筒，垫着膝盖，在写些什么。写好之后，又回到房子跟前去。不多会儿，散开的人群又合拢了来，每人肩上扛着一个南瓜。程元吉望着这些扛着南瓜向山里走去的人，默默地数了数，有二十多个人，这就是说有二十多个南瓜没有了。他不由得痛苦地叹了口气。

    等那些人走远了，程元吉才钻出树丛，也不顾泥泞，快步赶到房子跟前。老婆带着惊惧的神情给他开了门，随即一把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可吓死我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屋跟前以后，并没有行凶，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喊了几声：“老乡！老乡！”

    她哪里敢应声。接着，又是两下敲门声。这次敲得重了些，声音也提高了：“老乡，开开门，我们有事商量！”

    这一喊，她更吃惊，看样子要砸门了。这小茅棚别说砸，就是稍用劲一拉就会连门带柱倒下来的。她慌忙坐起来。这时，外面另一个声音插话了：“刘同志，声音小点，看吓坏了老乡。”接着，又压低了嗓音向屋里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有粮食没有，我们买点用用。”

    粮食倒有一点儿，可是……她还是不敢吭声。半天，那人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和气：“老乡，实在不开门，我们只好就这么做了。”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奔到瓜地里去，看样子是摘瓜了。一边摘一边还传来这样的话：“大雨天，别把瓜地踩烂了。”“看，你怎么把这样嫩的摘下来了，留着还能长嘛。”“小心别把瓜秧子踩断了。”忙乱了一阵，又静下来，门外又说话了：“老乡，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钱留在东头第十棵瓜秧根上，请你收下吧！”

    程元吉听着老婆讲完了这段事的经过，坐在床上，低着头直叹气，半天不吭声。待了一会儿，还是老婆先开了口，她说：“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说不定人家真给留下钱了呢。”

    “想得倒美！这年头能有那样好心的人？”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走出去了。他来到瓜地东头，数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紧紧地捆着一包瓜叶，解下来一掂，沉甸甸的。

    程元吉心一阵跳，把瓜叶包拿到屋里，打开一看，里面包着明晃晃的两个银元。在两个银元的中间，夹着一张叠得四角方方的纸条。那张纸条上写着：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消灭压迫穷苦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来到这里。因为没带粮食，又叫不开你的门，只好摘了南瓜二十个，约计市价，留下银洋两元，请你收下。

    中国工农红军××支队×连

    程元吉两口子被这神奇的事情惊呆了。银元，除了卖地打官司以外，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银元？这些叫作“红军”的人虽然并没有露面，但是这张写着潦草字迹的小纸条，却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他把这张纸条小心地保存起来，并把这个故事悄悄地在穷苦朋友中间传播开来。

    半年之后，红军真的来了。程元吉最先参加了贫农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三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老根据地的红军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像一群黑老鸦一样，来到了根据地。这一来，程元吉和当地的人民又过起了胆汁拌黄连的苦日子。

    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过的村子，一点儿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所有的房屋都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人们只好在这些残壁近旁搭起一排排的竹寮子来遮蔽风雨。

    这天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月牙儿斜挂在西天，冷冷地瞅着这个荒芜了的灵田村。

    就在这些竹寮中间，有一扇门忽然“呀”的一声开了，灯光影里，一个人蹲到门口四处瞅瞅，然后低声招呼道：

    “没有人，走吧！”

    接着，一个个黑影闪出来，你东我西，在黑暗里消失了。

    竹门又掩起来。小竹寮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那个年岁大些的，就是程元吉。经过这几个月的折磨，这位身强力壮的庄稼汉，像害过一场重病，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两颊瘦削下去了，嘴上也留起了胡子，一看去像个半老头了，但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和微微张开的嘴角上，却流露着掩不住的笑意。他怎么能不兴奋呢，过了将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见到了山上红军游击队的来人，知道了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他像蕴蓄闷烟的柴堆，一阵风儿吹来，又冒起红彤彤的火苗来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几乎是贴在那人的脸上，低声地说：“不能留一宿？这世道，见个亲人不容易，亲不够啊！”

    “不啦，我马上就得走，还有工作要干哪。”那人回答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阿叔，我留下你不为别的，实话告诉你，这村在党的同志都上山了，这会儿，有一桩紧急的事……我想……”

    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说：“咳，范同志，有什么事照直说好了。我程老三的为人，山上同志也该知道，我虽然不在党，可我知道咱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有事交给我，我豁上身家性命也能干！”

    范同志笑笑说：“不是我不信服你，这事危险啊，弄不好要牺牲性命呢。”接着，他把工作讲了讲。原来游击队上山以后，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难，吃没粮，住没房，伤了病了没药治，冷了没衣裳，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武器、弹药。快武器很少，主要靠以前赤卫队用的鸟铳，但就连这玩意儿也“没的吃”。费了好大的劲，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县城里搞了一部分火药，因为白匪盘查得紧，一时弄不出来，就准备瞅机会往外搞。最近接到情报，敌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往城里送，游击队决定乘机消灭押队的白匪。这样，这批火药就急等着用了。山上考虑到程元吉常到城里卖南瓜、蔬菜，人缘好，地理熟，再者他是有户籍的人，进出白匪的“卡子”比较方便，才决定请他来执行这项任务。

    程元吉静静地听范同志讲完了，想了一想，问：“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最迟后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们在城南十八樊家东南角的山神庙里等你。”范同志说了联络地点和暗号，就趁着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个黑早，拾掇了一担青菜，一溜小跑赶进了城。他把青菜胡乱要个低价卖了，按照范同志说的路，赶到了一家小饭馆，选了个座位坐下来，喊了声：“老板，来碗馄饨，多加点胡椒！”

    这句暗号刚说完，只听得里屋叮叮当当一阵响，两个保安团的兵拥拥扯扯地押出一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兵手里还抱着两个大报纸包，顺着纸包的裂缝，一缕黑药轻轻地撒出来。那人被反捆着两手，脸上嘴上流着鲜血，嘴角紧闭着，满脸怒气。这怒容直到他走到程元吉身边的时候才稍稍消退了些。显然他已经听到了刚才程元吉的话，他走过程元吉身边时，平静地说：“老乡，买卖遭了事，好在屋里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说罢，恶狠狠地瞪了两个白鬼子一眼，挺了挺胸，大踏步走出门去。

    程元吉好容易才压住自己想扑上去的心情，目送这伙人走远了，才走进内屋。只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个生病的老太婆————大概是那人的母亲吧————在悲切地啼哭。他难过地摇摇头，把早晨卖菜的钱塞到她的手里，就悄悄地走出来。

    程元吉挑着箩筐在大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心像刀绞着似的，又痛楚又惶乱。很明显，接头的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药落到了敌人手里，游击队得不到这批军火的供应了。他脑子里一会儿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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