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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诗，正大高古。汉，谓自枚乘至中郎；枚诗十九首，其中亦有东汉人诗也。魏，谓思王至阮公。正，谓不氵?不伤；大，谓非叹老嗟卑；高，谓无放言细语；古，谓不束于韵，不束于粘缀，不束于声病，不束于对偶。如是之谓雅，不如是之谓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两晋之诗渐有偶句，至沈、宋而极。齐、梁始有声病，至唐律而极。宫体始氵?，至晚唐而极。休文作韵，其时诗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诗，至步韵而极。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为甚，至宋而极。馀则互有之。此诗道古今之大端也。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後难言之矣！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惟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惟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诗有魔鬼：宫体氵?哇，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钉铰，晚唐、两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绣，弘、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问曰：“丈既知俗病与魔鬼，诗宜尽脱之矣。”答曰：“谈何容易。弘、嘉之魔鬼，实能净尽脱之，馀则五十馀年，全在其中行坐寝食，近乃觉之，而衰病无可进矣。正大高古之诗，有来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节者早自觉悟，毋若乔之愦愦一生，悔无所及耳！”
问曰：“诗在今日，以何者为急务？”答曰：“有有词无意之诗，二百年来，习以成风，全不觉悟。无意则赋尚不成，何况比兴？”叶文敏公论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则近，以词求古人则远。”公深然之。诗不容有异也。唐诗有意，而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识者斥其措词之不伦，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是以弘、嘉习气，至今流注人心，隐伏不觉。习气如乳母衣，纵经灰涤，终有乳气。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若诗句中无“中原”、“吾党”、“凤凰台”、“鹊观”，自以为脱去弘、嘉恶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难于解免，更自有故。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乃足为诗。六朝之诗虽绮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诗取士，遂关人事，故省试诗有肤壳语，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赠，溢美献佞之诗，自此多矣。美刺为兴观之本，溢美献佞，尚可谓之诗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颀之“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诗之泛滥，实始于唐人，言近体诗，不得不宗之耳。
所谓诗，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者。唐人作诗，惟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说好。如义山《有感》二长律，为甘露之变而作，则《重有感》七律无别意可知，何以远至七百年後，钱夕公始能注释之耶？意尚不知，谁知好恶？盖人心隐曲处，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发于吟咏。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明人更欲人人见好，自必流于铿锵绚灿，有词无意之途。瞎盛唐诗泛滥天下，贻祸二百馀年，学者以为当然，唐人诗道，自此绝矣。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难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後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人谁有此工力？所以开、宝而後更无其诗也。问曰：“若然，则开、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余愧谢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君问太高，须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诗，娟秀平浅而已。李献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韩山童之称宋裔也。无目者骇而宗之，以为李、杜复生，高、岑再起，有词无意之习已成，性情吟咏之道化为异物。何仲默、李于鳞、王元美承献吉之泄气者也，牛后驴鸣，其声震耳，宜为人所骇闻。数十年前，蚓响蛩鸣，亦复主盟中夏。然蚓蛩止误流俗阿师，牛驴实误有志之士，冒盛唐高名故也。
诗文有雅学，有俗学。雅学大费工力，真实而ウ然，见者难识，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学不费工力，虚伪而的然，能悦众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诗者难得，故雅学之门，可以罗雀，後鲜继者；俗学之门，箫鼓如雷，衣钵不绝。如震川、元美，时同地近，震川却扫荒村，後之学其文者无几；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寿奠之作，犹溉馀膏。苟为身计，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无奈醒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执杖取道耳。人欲应酬，俗学甚善；若欲见古先作者之意，非视俗学如粪秽之不可向迩，不能见也。
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犹雅，唐律为俗。
诗乃心声，心日进于三教百家之言，则诗思月异而岁不同，此子美之“读书破万卷”也。惟留心于风�月露，则为李谔之所讥者而已。人于顺逆境遇间，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乃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
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遗弃尘事，放旷物表者，契于庄、列，为次之；怡情景物，优自者，又次之；叹老嗟卑者，又次之；留连声色者，又次之；攀缘贵要者为下。而皆发于自心，虽有高下，不失为诗。惟人事之用者，同于彘肩酒，不足为诗。
禅得云：“凡人胸中恶知恶见，如臭糟瓶，若不倾去，清水洗净，百物入中，皆成秽恶。”二李习气亦然。人若存彼丝忽于胸中，任学古诗、唐诗，只成二李之诗。
青楼狭邪，良家子一入其门，身心俱变，纵欲从良，无由自脱，甚至甘为倡鸨，续置假女者。二李诗绝无意义，惟事声色，看之见好，为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浅夫不察，一饮狂泉，终身苦海。及乎伎俩已成，纵识得唐人门径，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始进之路，可不慎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谨记之。
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立大家之名，误杀弘、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愦无用。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与否，乃论大小。彼ㄎ扌奢子美、李颀者，如乞儿醉饱度日，何得言家？岂乞得王侯家馀糁，即为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无礼不备，汗牛充栋者为大家。愚则不然，观于其志，不惟子美为大家，韩《惜花》诗即大家也。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山谷云：“双鬟女娣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乱谈也。尧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学业，无不与年俱进者也，惟学二李之诗，则一入门即齐肩于高、岑、李、杜，而头童齿豁，不过如此。如优人入场，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优人。打头不遇作家，到老时亦终成骨董。
今人作诗，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不可专重好句。若专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辙。无好句不成诗，所以《河岳英灵》等集往往举之；而在今日，则为弊端。
粗心浮气，陈浊钝滞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陈浊在笔。学问以识为本，有识则虚心，虚心则识进；无识则气骄，气骄则识益下。诗无论三唐，看识力实是如何。
晋、宋人字萧散简远，智永稍变，至颜、柳而整齐，又至明而变为姜立纲体，恶俗可厌矣！诗之汉、魏，晋、宋之书也；谢、鲍，智永之书也；唐体，颜、柳之书也；弘、嘉瞎盛唐，姜立纲体也。
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义山刺杨妃事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是也。稍着意见者，子美《玄元庙》之“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声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是也。着议论而不大露圭角者，罗昭谏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题乌江亭》诗之“胜负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也。然已开宋人门径矣。宋人更有不伦处。宋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之“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未婉。惟义山之“薛王沈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迥出流辈，何况于偷？皎然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宪章二李，聊充应酬，是氵即溜汉。
诗以深为难，而厚更难于深。子美《秋兴》，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联，成诗三首，乌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
严沧浪云：“诗禁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学问安可无师？无师则杜撰。而书家贵学师，舍短取长。诗学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点红，斗筲之量成千锺”，杜之“袖中有旧笔，兴至时复援”，其可学乎？学字先得败笔，学诗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学诗不可杂，又不可专守一家。乐天专学子美，西昆专学义山，皆以成病。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贺黄公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东野《游子吟》等，直是《六经》鼓吹，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唐诗有词，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大抵赋须近理，比即不然，兴更不然，“靡有孑遗”，“有北不受”可见。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考亭嫌其“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若无此一折，即浅直无情，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
问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三百篇》中之兴‘关关雎鸠’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烟�月露之词，景遂与情并言，而兴义以微。然唐诗犹自有兴，宋诗鲜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况于兴？”
古诗多言情，後世之诗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气至”，建安中之子建《赠丁仪》“初秋凉气发”者无几。日盛一日，梁、陈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绝无关于性情，画也，非诗也。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唐诗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泪无乾土，低空有断�”，沈下贤之“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祖咏之“迟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乐之情宛然，唐人胜场也。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无意，不能融景；况其叙景，惟欲阔大高远，于情全不相关，如寒夜以板为被，赤身而挂铁甲。
景同而语异，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问《大庾岭》云：“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贾岛云：“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景意本同，而宋觉优游，词为之也。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
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辩解，皆实用也。实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赋而为《清庙》、《执竞》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庙则为《颂》；赋而为《文王》、《大明》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朝则为《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词，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赋而为《桑柔》、《瞻》刺时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恻隐讳之词，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以其为歌为奏，自不当与文同故也。赋为直陈，犹不与文同，况比兴乎？诗若直陈，《凯风》、《小弁》大诟父母矣。”
李、杜之文，终是诗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欧、苏之诗，终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後，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诗不越乎哀乐，境顺则情乐，境逆则情哀。《明良之歌》，顺而乐也，《或朴》、《旱麓》其类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劳》、《南山》其类也。後世不关哀乐之诗，是为异物。
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两联言情，两联叙景，是为死法。盖景多则浮泛，情多则虚薄也。然顺逆在境，哀乐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无施不可，是为活法。”又曰：“首联言情，无景则寂寥矣，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首联叙景，则情未有著落，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所谓开承也。此下须转情而景，景而情，或推开，或深入，或引古，或邀宾，须与次联不同收，或收第三联，或收至首联，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开暗结者。轻重虚实，浓淡深浅，一篇中参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意乃得见。”又曰：“子美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律为音律，拗可诗不必学。”
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氵?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氵?，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氵?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义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表露试之冶病，可知真伪，讽宪、武之求仙也。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呵呵！
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殊不碍读，子瞻杂文多效之。诗入歌喉，故须有韵，韵乃其末务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仪”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仪”，亦无不可，于意无伤故也。诗宗《三百篇》，自当遵其用韵之法。汉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声韵，小学家言，本不为诗，诗人亦不遵用。唐玄宗时，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直是菹醢。或曰古体可用古韵，唐体当用《唐韵》。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韵，韵又皆叶用，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古韵》，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论茹毛饮血事耶？
古人作诗，不惟不拘韵，并不拘四声，宜平则仄读为平，宜仄则平读为仄，观“望”、“忘”二字可见。《三百》至晋、宋皆然，故不言声病。休文作四声韵，而声病之说起焉。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梁武帝不许四声，诗中高见。
诗本乐歌，定当有韵，犹今曲之有韵也。今之《曲韵》，“庚”、“青”、“真”、“文”等合用，初无碍乎歌喉。诗已不歌，而韵部反狭，奉《平水韵》如圣经国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顾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後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引李师中《送唐介》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八句诗一“难”三“寒”同部，二“山”四“还”又一部，为进退韵格之证。而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尊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乃古诗也。
《唐韵》视今之《平水韵》“冬”分“钟”、“支”分“脂”，似乎狭矣，而有葫芦韵用法，辘轳韵用法，进退韵用法，有嫌韵，有兼韵，有通用，有转用，有叶用，作者犹得辗转言情。《平水韵》似宽，而葫芦等诸法俱废，则实狭矣。
问曰：“二美大呵出韵诗，是否如何？”答曰：“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妨。盖律诗止言四韵，绝句止言二韵，王子安《滕王阁》诗八句六韵，而序曰‘四韵俱成’，以‘渚’与‘悠’不在韵数中也。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如元美兄弟之说，但不出韵，即是盛唐耶？”
问曰：“用韵以何者为准则？”答曰：“韵书自曹魏李登、梁沈约以来，其故甚繁，此难具述。唐之官韵今不可得，北宋《礼部韵》，余曾见二本，皆一东、二冬、三钟者也。名《广韵》者，因《唐韵》而广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韵》矣。今世通行之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之韵，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并旧韵之二百六部，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旧韵一东独用，二冬三钟通用，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古韵通转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部为一部，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十韵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为一部，侵、覃、盐、咸四韵为一部。韵之通转，又分两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两界不相通转。通转有部、有类、有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东董送、真轸震通转为类，有入声、无入声通转为界。非此则谓之叶，叶乃通转之穷也。自《平水韵》行，而北宋之《礼部韵》诗家名公俱未经目，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唐人葫芦、辘轳、进退之法，何所考哉！”
唐人有嫌韵、兼韵之法。嫌韵即出韵也。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嫌韵与兼韵可通用，不可转用。寒与删、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转用之真、文、元则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韵者，东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协也。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韵》犹仍其名。呵呵！
《唐韵》久已绝传，惟吴彩鸾韵，徐学士传是楼有之，值二十万钱，而纸故脆，不能细检也。
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说者谓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学林新编》云：“观诗题，则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别韵，则非分八段。”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因历举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谢康乐、陆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韵之句，以见古有此体，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韵之诗；後人重韵而轻诗，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非做诗。余谓自唐以来，以意凑韵，重韵轻诗者，皆是做韵。
严沧浪云：“任《哭范�》诗，重韵两‘生’字，三‘情’字。《天厨禁脔》《禁脔》，洪觉范著。乃谓平韵可重押，或平或仄韵不可者。彼就子美《饮中八仙歌》立说，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许韵。
古人作诗，不以辞害志，不以韵害辞。今人奉韵以害辞，泥辞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非闭口也，闭口则无声矣。韵家别为立部，非也。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亦为小学审声中事，与诗道何涉？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
宋人诗馀，寒删先元、鱼虞通用，实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义。後人因此而立词韵，则非也。
今有癣疥而为害甚大，本举手可除，而人乐此美，固留不舍，习以成风，安然不觉者，是步韵和人诗。夫和诗之体非一，意如问答而韵不同部者，谓之和诗；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次第皆同，谓之步韵。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是步韵。步韵，乃趋承贵要之体也。
诗思与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气之生万物，有必然之道；诗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限以一韵，即束诗思。唐时试士限韵，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今日何可为之耶？若又步韵，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难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韵，大失计矣！施愚山曰：“今人是做韵，谁人做诗”？狮子一吼，百兽脑裂。做韵定五字，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上觅得现成韵脚了，以字凑韵，以句凑篇，扭捏一上，全无意义章法，非做韵而何？步至数人，并韵字亦觉可厌。古诗不对偶，无平仄，韵得叶用，唐诗悉反之，已是难事，若又步韵，李、杜无以见长。
步韵，元、白犹少，皮、陆已多，今则非步韵无诗矣。陷溺之甚者，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
古人视诗甚高，视韵甚轻，随意转叶而已，以诗乃吾之心声，韵以谐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故古人有诗无韵，唐人有韵有诗，今人惟有韵无诗。得一题，诗思不知发何处，而先押一韵，何异置榻以待电光。
问曰：“先生不肯步韵，人以为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韵何难，不过顺口弄人耳。朱温将诸客游园，自语曰：‘好大柳树！’数客起应曰：‘好大柳树！’温又曰：‘可作车毂。’数客起应曰：‘可作车毂。’温厉声曰：‘车毂须用坚木，柳那可用？书生好顺口弄人，皆此类也。’悉扑杀之。温虽凶人，然此事则不侮，迈俗远矣！诗人自相步韵犹可，步贵人韵，须虑扑杀。贵人倡作勿用‘徘徊’、‘潺’等字，使趋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诗，平仄各押韵：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边。无聊之思，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厕，不可无书，无书则不畅。书须浅陋，不足严待，又逐段易了者，《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最善。展卷终是有益，而应酬简易，此为捷径。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则自塞诗路，以做韵而已。明诗无深造，二书为之也。
问曰：“如《尚书》所言，则诗乃乐之根本也。後世乐用曲子，则诗不关乐事乎？”答曰：“古今之变，更仆以详。圣人以《雅》、《颂》正乐，则知《三百篇》无一不歌。秦火之後，乐失而诗存，太常主声歌，经生主意义，圣人之道离矣。而唐时律诗绝句，皆入歌喉；及变为诗馀，则所歌者诗馀，而诗不可歌。故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为尼》七律，人以诗馀《鹧鸪天》之调歌之；子瞻《中秋》七绝，山谷以诗馀《小秦王》之调歌之，是其证也。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尚书》之言，难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专为乐而作诗，《关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
唐梨园歌有“哩连”，以五七言整句，须有衬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则不求宋词元曲之顺喉矣。然郑世之言“古乐每一字必丝声十六弹，或三十二弹”，则与後世唱曲先慢後紧者不同，须更考之。
问曰：“诗之体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诗说》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づ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余忆《珊瑚钩》之说不然，皆後人附会耳。”
《诗史》曰：“古人文章自应律度，不主音韵。沈约遵崇韵学，而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多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两用‘长乐’，其义不同者是也。蹉对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以‘蕙肴蒸’是也。假对者，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朱’对‘赤’，‘耶’对‘子’，‘狼狈’兽名对‘流离’鸟名。又如‘庖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是也。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为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江光’为叠韵。首句第二字仄声，谓之正格，如‘凤凰轩辕纪’是也；平声，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时名辈多用正格。谢庄谓‘互护为双声，敖确为叠韵。’余不谓然，以重翻为双声，重切为叠韵。”
《困学纪闻》云：“《式微》乃二人诗，联句之始也。《柏梁》及贾充与其妇李，亦是联句。”
傅咸《毛诗》皆取经语，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词》云“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笔成趣，说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条。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大是蛇足，只可谓之诗馀耳。此体始于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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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魔鬼：宫体氵?哇，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钉铰，晚唐、两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绣，弘、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问曰：“丈既知俗病与魔鬼，诗宜尽脱之矣。”答曰：“谈何容易。弘、嘉之魔鬼，实能净尽脱之，馀则五十馀年，全在其中行坐寝食，近乃觉之，而衰病无可进矣。正大高古之诗，有来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节者早自觉悟，毋若乔之愦愦一生，悔无所及耳！”
问曰：“诗在今日，以何者为急务？”答曰：“有有词无意之诗，二百年来，习以成风，全不觉悟。无意则赋尚不成，何况比兴？”叶文敏公论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则近，以词求古人则远。”公深然之。诗不容有异也。唐诗有意，而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识者斥其措词之不伦，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是以弘、嘉习气，至今流注人心，隐伏不觉。习气如乳母衣，纵经灰涤，终有乳气。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若诗句中无“中原”、“吾党”、“凤凰台”、“鹊观”，自以为脱去弘、嘉恶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难于解免，更自有故。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乃足为诗。六朝之诗虽绮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诗取士，遂关人事，故省试诗有肤壳语，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赠，溢美献佞之诗，自此多矣。美刺为兴观之本，溢美献佞，尚可谓之诗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颀之“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诗之泛滥，实始于唐人，言近体诗，不得不宗之耳。
所谓诗，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者。唐人作诗，惟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说好。如义山《有感》二长律，为甘露之变而作，则《重有感》七律无别意可知，何以远至七百年後，钱夕公始能注释之耶？意尚不知，谁知好恶？盖人心隐曲处，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发于吟咏。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明人更欲人人见好，自必流于铿锵绚灿，有词无意之途。瞎盛唐诗泛滥天下，贻祸二百馀年，学者以为当然，唐人诗道，自此绝矣。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难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後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人谁有此工力？所以开、宝而後更无其诗也。问曰：“若然，则开、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余愧谢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君问太高，须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诗，娟秀平浅而已。李献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韩山童之称宋裔也。无目者骇而宗之，以为李、杜复生，高、岑再起，有词无意之习已成，性情吟咏之道化为异物。何仲默、李于鳞、王元美承献吉之泄气者也，牛后驴鸣，其声震耳，宜为人所骇闻。数十年前，蚓响蛩鸣，亦复主盟中夏。然蚓蛩止误流俗阿师，牛驴实误有志之士，冒盛唐高名故也。
诗文有雅学，有俗学。雅学大费工力，真实而ウ然，见者难识，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学不费工力，虚伪而的然，能悦众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诗者难得，故雅学之门，可以罗雀，後鲜继者；俗学之门，箫鼓如雷，衣钵不绝。如震川、元美，时同地近，震川却扫荒村，後之学其文者无几；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寿奠之作，犹溉馀膏。苟为身计，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无奈醒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执杖取道耳。人欲应酬，俗学甚善；若欲见古先作者之意，非视俗学如粪秽之不可向迩，不能见也。
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犹雅，唐律为俗。
诗乃心声，心日进于三教百家之言，则诗思月异而岁不同，此子美之“读书破万卷”也。惟留心于风�月露，则为李谔之所讥者而已。人于顺逆境遇间，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乃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
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遗弃尘事，放旷物表者，契于庄、列，为次之；怡情景物，优自者，又次之；叹老嗟卑者，又次之；留连声色者，又次之；攀缘贵要者为下。而皆发于自心，虽有高下，不失为诗。惟人事之用者，同于彘肩酒，不足为诗。
禅得云：“凡人胸中恶知恶见，如臭糟瓶，若不倾去，清水洗净，百物入中，皆成秽恶。”二李习气亦然。人若存彼丝忽于胸中，任学古诗、唐诗，只成二李之诗。
青楼狭邪，良家子一入其门，身心俱变，纵欲从良，无由自脱，甚至甘为倡鸨，续置假女者。二李诗绝无意义，惟事声色，看之见好，为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浅夫不察，一饮狂泉，终身苦海。及乎伎俩已成，纵识得唐人门径，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始进之路，可不慎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谨记之。
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立大家之名，误杀弘、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愦无用。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与否，乃论大小。彼ㄎ扌奢子美、李颀者，如乞儿醉饱度日，何得言家？岂乞得王侯家馀糁，即为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无礼不备，汗牛充栋者为大家。愚则不然，观于其志，不惟子美为大家，韩《惜花》诗即大家也。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山谷云：“双鬟女娣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乱谈也。尧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学业，无不与年俱进者也，惟学二李之诗，则一入门即齐肩于高、岑、李、杜，而头童齿豁，不过如此。如优人入场，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优人。打头不遇作家，到老时亦终成骨董。
今人作诗，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不可专重好句。若专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辙。无好句不成诗，所以《河岳英灵》等集往往举之；而在今日，则为弊端。
粗心浮气，陈浊钝滞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陈浊在笔。学问以识为本，有识则虚心，虚心则识进；无识则气骄，气骄则识益下。诗无论三唐，看识力实是如何。
晋、宋人字萧散简远，智永稍变，至颜、柳而整齐，又至明而变为姜立纲体，恶俗可厌矣！诗之汉、魏，晋、宋之书也；谢、鲍，智永之书也；唐体，颜、柳之书也；弘、嘉瞎盛唐，姜立纲体也。
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义山刺杨妃事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是也。稍着意见者，子美《玄元庙》之“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声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是也。着议论而不大露圭角者，罗昭谏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题乌江亭》诗之“胜负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也。然已开宋人门径矣。宋人更有不伦处。宋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之“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未婉。惟义山之“薛王沈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迥出流辈，何况于偷？皎然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宪章二李，聊充应酬，是氵即溜汉。
诗以深为难，而厚更难于深。子美《秋兴》，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联，成诗三首，乌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
严沧浪云：“诗禁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学问安可无师？无师则杜撰。而书家贵学师，舍短取长。诗学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点红，斗筲之量成千锺”，杜之“袖中有旧笔，兴至时复援”，其可学乎？学字先得败笔，学诗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学诗不可杂，又不可专守一家。乐天专学子美，西昆专学义山，皆以成病。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贺黄公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东野《游子吟》等，直是《六经》鼓吹，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唐诗有词，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大抵赋须近理，比即不然，兴更不然，“靡有孑遗”，“有北不受”可见。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考亭嫌其“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若无此一折，即浅直无情，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
问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三百篇》中之兴‘关关雎鸠’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烟�月露之词，景遂与情并言，而兴义以微。然唐诗犹自有兴，宋诗鲜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况于兴？”
古诗多言情，後世之诗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气至”，建安中之子建《赠丁仪》“初秋凉气发”者无几。日盛一日，梁、陈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绝无关于性情，画也，非诗也。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唐诗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泪无乾土，低空有断�”，沈下贤之“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祖咏之“迟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乐之情宛然，唐人胜场也。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无意，不能融景；况其叙景，惟欲阔大高远，于情全不相关，如寒夜以板为被，赤身而挂铁甲。
景同而语异，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问《大庾岭》云：“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贾岛云：“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景意本同，而宋觉优游，词为之也。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
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辩解，皆实用也。实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赋而为《清庙》、《执竞》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庙则为《颂》；赋而为《文王》、《大明》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朝则为《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词，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赋而为《桑柔》、《瞻》刺时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恻隐讳之词，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以其为歌为奏，自不当与文同故也。赋为直陈，犹不与文同，况比兴乎？诗若直陈，《凯风》、《小弁》大诟父母矣。”
李、杜之文，终是诗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欧、苏之诗，终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後，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诗不越乎哀乐，境顺则情乐，境逆则情哀。《明良之歌》，顺而乐也，《或朴》、《旱麓》其类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劳》、《南山》其类也。後世不关哀乐之诗，是为异物。
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两联言情，两联叙景，是为死法。盖景多则浮泛，情多则虚薄也。然顺逆在境，哀乐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无施不可，是为活法。”又曰：“首联言情，无景则寂寥矣，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首联叙景，则情未有著落，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所谓开承也。此下须转情而景，景而情，或推开，或深入，或引古，或邀宾，须与次联不同收，或收第三联，或收至首联，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开暗结者。轻重虚实，浓淡深浅，一篇中参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意乃得见。”又曰：“子美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律为音律，拗可诗不必学。”
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氵?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氵?，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氵?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义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表露试之冶病，可知真伪，讽宪、武之求仙也。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呵呵！
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殊不碍读，子瞻杂文多效之。诗入歌喉，故须有韵，韵乃其末务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仪”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仪”，亦无不可，于意无伤故也。诗宗《三百篇》，自当遵其用韵之法。汉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声韵，小学家言，本不为诗，诗人亦不遵用。唐玄宗时，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直是菹醢。或曰古体可用古韵，唐体当用《唐韵》。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韵，韵又皆叶用，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古韵》，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论茹毛饮血事耶？
古人作诗，不惟不拘韵，并不拘四声，宜平则仄读为平，宜仄则平读为仄，观“望”、“忘”二字可见。《三百》至晋、宋皆然，故不言声病。休文作四声韵，而声病之说起焉。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梁武帝不许四声，诗中高见。
诗本乐歌，定当有韵，犹今曲之有韵也。今之《曲韵》，“庚”、“青”、“真”、“文”等合用，初无碍乎歌喉。诗已不歌，而韵部反狭，奉《平水韵》如圣经国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顾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後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引李师中《送唐介》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八句诗一“难”三“寒”同部，二“山”四“还”又一部，为进退韵格之证。而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尊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乃古诗也。
《唐韵》视今之《平水韵》“冬”分“钟”、“支”分“脂”，似乎狭矣，而有葫芦韵用法，辘轳韵用法，进退韵用法，有嫌韵，有兼韵，有通用，有转用，有叶用，作者犹得辗转言情。《平水韵》似宽，而葫芦等诸法俱废，则实狭矣。
问曰：“二美大呵出韵诗，是否如何？”答曰：“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妨。盖律诗止言四韵，绝句止言二韵，王子安《滕王阁》诗八句六韵，而序曰‘四韵俱成’，以‘渚’与‘悠’不在韵数中也。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如元美兄弟之说，但不出韵，即是盛唐耶？”
问曰：“用韵以何者为准则？”答曰：“韵书自曹魏李登、梁沈约以来，其故甚繁，此难具述。唐之官韵今不可得，北宋《礼部韵》，余曾见二本，皆一东、二冬、三钟者也。名《广韵》者，因《唐韵》而广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韵》矣。今世通行之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之韵，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并旧韵之二百六部，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旧韵一东独用，二冬三钟通用，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古韵通转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部为一部，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十韵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为一部，侵、覃、盐、咸四韵为一部。韵之通转，又分两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两界不相通转。通转有部、有类、有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东董送、真轸震通转为类，有入声、无入声通转为界。非此则谓之叶，叶乃通转之穷也。自《平水韵》行，而北宋之《礼部韵》诗家名公俱未经目，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唐人葫芦、辘轳、进退之法，何所考哉！”
唐人有嫌韵、兼韵之法。嫌韵即出韵也。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嫌韵与兼韵可通用，不可转用。寒与删、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转用之真、文、元则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韵者，东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协也。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韵》犹仍其名。呵呵！
《唐韵》久已绝传，惟吴彩鸾韵，徐学士传是楼有之，值二十万钱，而纸故脆，不能细检也。
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说者谓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学林新编》云：“观诗题，则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别韵，则非分八段。”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因历举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谢康乐、陆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韵之句，以见古有此体，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韵之诗；後人重韵而轻诗，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非做诗。余谓自唐以来，以意凑韵，重韵轻诗者，皆是做韵。
严沧浪云：“任《哭范�》诗，重韵两‘生’字，三‘情’字。《天厨禁脔》《禁脔》，洪觉范著。乃谓平韵可重押，或平或仄韵不可者。彼就子美《饮中八仙歌》立说，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许韵。
古人作诗，不以辞害志，不以韵害辞。今人奉韵以害辞，泥辞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非闭口也，闭口则无声矣。韵家别为立部，非也。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亦为小学审声中事，与诗道何涉？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
宋人诗馀，寒删先元、鱼虞通用，实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义。後人因此而立词韵，则非也。
今有癣疥而为害甚大，本举手可除，而人乐此美，固留不舍，习以成风，安然不觉者，是步韵和人诗。夫和诗之体非一，意如问答而韵不同部者，谓之和诗；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次第皆同，谓之步韵。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是步韵。步韵，乃趋承贵要之体也。
诗思与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气之生万物，有必然之道；诗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限以一韵，即束诗思。唐时试士限韵，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今日何可为之耶？若又步韵，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难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韵，大失计矣！施愚山曰：“今人是做韵，谁人做诗”？狮子一吼，百兽脑裂。做韵定五字，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上觅得现成韵脚了，以字凑韵，以句凑篇，扭捏一上，全无意义章法，非做韵而何？步至数人，并韵字亦觉可厌。古诗不对偶，无平仄，韵得叶用，唐诗悉反之，已是难事，若又步韵，李、杜无以见长。
步韵，元、白犹少，皮、陆已多，今则非步韵无诗矣。陷溺之甚者，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
古人视诗甚高，视韵甚轻，随意转叶而已，以诗乃吾之心声，韵以谐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故古人有诗无韵，唐人有韵有诗，今人惟有韵无诗。得一题，诗思不知发何处，而先押一韵，何异置榻以待电光。
问曰：“先生不肯步韵，人以为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韵何难，不过顺口弄人耳。朱温将诸客游园，自语曰：‘好大柳树！’数客起应曰：‘好大柳树！’温又曰：‘可作车毂。’数客起应曰：‘可作车毂。’温厉声曰：‘车毂须用坚木，柳那可用？书生好顺口弄人，皆此类也。’悉扑杀之。温虽凶人，然此事则不侮，迈俗远矣！诗人自相步韵犹可，步贵人韵，须虑扑杀。贵人倡作勿用‘徘徊’、‘潺’等字，使趋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诗，平仄各押韵：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边。无聊之思，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厕，不可无书，无书则不畅。书须浅陋，不足严待，又逐段易了者，《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最善。展卷终是有益，而应酬简易，此为捷径。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则自塞诗路，以做韵而已。明诗无深造，二书为之也。
问曰：“如《尚书》所言，则诗乃乐之根本也。後世乐用曲子，则诗不关乐事乎？”答曰：“古今之变，更仆以详。圣人以《雅》、《颂》正乐，则知《三百篇》无一不歌。秦火之後，乐失而诗存，太常主声歌，经生主意义，圣人之道离矣。而唐时律诗绝句，皆入歌喉；及变为诗馀，则所歌者诗馀，而诗不可歌。故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为尼》七律，人以诗馀《鹧鸪天》之调歌之；子瞻《中秋》七绝，山谷以诗馀《小秦王》之调歌之，是其证也。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尚书》之言，难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专为乐而作诗，《关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
唐梨园歌有“哩连”，以五七言整句，须有衬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则不求宋词元曲之顺喉矣。然郑世之言“古乐每一字必丝声十六弹，或三十二弹”，则与後世唱曲先慢後紧者不同，须更考之。
问曰：“诗之体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诗说》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づ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余忆《珊瑚钩》之说不然，皆後人附会耳。”
《诗史》曰：“古人文章自应律度，不主音韵。沈约遵崇韵学，而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多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两用‘长乐’，其义不同者是也。蹉对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以‘蕙肴蒸’是也。假对者，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朱’对‘赤’，‘耶’对‘子’，‘狼狈’兽名对‘流离’鸟名。又如‘庖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是也。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为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江光’为叠韵。首句第二字仄声，谓之正格，如‘凤凰轩辕纪’是也；平声，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时名辈多用正格。谢庄谓‘互护为双声，敖确为叠韵。’余不谓然，以重翻为双声，重切为叠韵。”
《困学纪闻》云：“《式微》乃二人诗，联句之始也。《柏梁》及贾充与其妇李，亦是联句。”
傅咸《毛诗》皆取经语，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词》云“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笔成趣，说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条。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大是蛇足，只可谓之诗馀耳。此体始于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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