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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将旧斩楼兰剑，买到黄牛教子孙。”
诗话之简而当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馀则，极有契会。如谓“法娴辞赡，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仿唐溯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古人奇怀突兀，跃而骑日月之上，愤而投潢之中，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奇者多创。创，创於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郸，则杜撰难免矣”。“《周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人不能反覆於《三百》、《楚辞》、汉魏乐府，乌有能蕴藉温雅者乎”。“六朝组练明丽，别为《选》体，佳者不数篇，仿之者似乎遒郁，实拙滞耳”。“宋以山谷为杜之宗子，号曰江西诗派。严羽辟之，专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肤袭为盛唐，又何取乎”。“一句之致易晓，通章之致难论。诗未尝不可析理，析理之诗，非诗之胜境也”。以上七则，皆极中末世诗家之病。然亦有而未醇处，如以中边论诗，和声合拍为边，蕴藉造意为中，必为中边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边皆甜，禅语也。禅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诗味则恶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为病，至难免矣”。甜不入於俗乎？又谓“太白得古诗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不知太白七古、乐府，时入奇放，若五古则一代雅音，几复汉、魏，後人万不可以不学，即专学之亦无害也。可以“奇放”概之乎？此等於诗家关键，犹未尽开通也。
密之之後能以简胜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诗论》，其论尤为精澈不刊。如谓“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为本。若不本之《六经》，虽复‘熟精《文选》理’，有是非颇谬者矣。虽然，杨子�非圣哲之书不好，何为乎《剧秦美新》？盖本之中又有本焉”。“诗以寄兴也。有意为诗，复有意为他人之诗，修辞不立其诚，盖竞利而非诗赋之正也”。“严君平依蓍龟为言，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臣。然则诗之益人，何间於穷达哉？知此庶乎其道尊”。“近体有止境，古体无止境，君子之於学也，为其难者”。“游山水无本，虽横山范水，道不存焉。谢康乐袭晋封爵，宋代复仕，不免见法，与陶并称，幸矣”。“《雅》之变，有悯时疾俗者。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恻怛，虽蒙其讪讥者，犹感激焉。不则失所养，亦丧诗品，其婴累悔生，抑後矣”。“齐、梁、陈、隋诗格之降而愈下也，由於诗人多仕二姓者，廉耻道丧久矣。若简文宫体，後主男女唱和，炀帝江都宫掖诸作，好色而氵?，则无廉耻。无廉耻，安得有气节哉！诵其诗不知其人，斤斤焉斥其诗格之卑，何异向名倡而责之曰：‘曷不缀道论以自娱乎？’”以上七则，皆正色昌言，根极道要。近之诗人，争名好奇，胸次未尝有此，鄙之为头巾气。仆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风化如水，易下难挽，士君子无论升沈，皆有世道之责，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从陶、杜”。此说较之“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自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後诗，或一代，或一集，全无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调《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乐府，高视汉而卑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
茗香又谓“汉诗之於《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於魏，岂通论乎？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或曰：气体可不讲乎？曰：否。如晋之潘、陆以逮梁、陈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温、李，宋之苏、黄以逮南宋之四灵，逞妍斗博，尚气弄巧，皆不能不为诗累，虽一时称巨手，然皆今人之诗也。气体乌可忽哉？虽然，气体当为今之古，不必为古之古。为古之古，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为今之古，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曹、陶气体，虽逊《三百》，然足为今之古。为今之古，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即可许其复古。昔孟子挺亚圣之才，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而究非《战国策》也，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故作文以心术为主，气体为辅；论文则心术、气体、时运三者兼焉。近人论诗，不知心术、气体，固属卑下，茗香不审时运，而徒以气体分升降，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
宋景濂《答章秀才书》，於诗人源流甚详，而词多不精。如谓“陆士衡兄弟仿子建，颜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阳，卢之、王子安欲跨三谢，韦苏州祖袭灵运，钱、郎远师沈、宋，韩昌黎初效建安，张文昌过于浮丽，刘梦得步骤少陵，孟东野阴祖沈、谢”。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词多故不及辨。其所论诗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之景濂长於文而不长于诗，故致此蔽耳。然明初高漫士廷礼著《唐诗品汇序》，彼固列於闽中五诗人者也。於沈、宋第曰“新声”，於王右丞第曰“精致”，於韩昌黎第曰“博大”，於李义山第曰“隐僻”，於许丁卯第曰“偶对”，其品藻又可解乎？无论文人诗人，凡持论皆非易事，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顾华玉谓“诗当要诸後世，不可苟悦於目前”，名论也。然谓“杜宗《雅》、《颂》而实其实，其蔽也朴，韩昌黎是也；李宗《国风》而虚其虚，其蔽也浮，温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诸公，依稀《风》、《雅》而以魏、晋为归，冲夷有馀韵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乐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断。三代以後，学《风》、《雅》者稀矣，学《颂》者尤稀，杜诗仰追《风》、《雅》，亦未及《颂》也。谓其诗无不实，亦非也。彼其运意深微屈曲，得风人之虚婉者多矣，华玉未之审耳。太白宗《国风》，又兼《离骚》，其乐府古诗，往往有沈著入微处，谓其纯蹈虚，则窥太白亦浅矣。王、岑诸公，造诣渊源，不可轻议，大略以晋为始耳，谓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风》、《雅》”者安在？若“朴”乃诗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朴”。温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与乐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种种失当，实误後人。词场名士，声誉既树，任意雌黄，吾见亦多矣。华玉诗与空同、大复、昌来，犹蹈此失乎？然华玉谓“空同气雄，大复才逸，昌情深，醇驳优劣，可略而言”，则所谓“朴”与“浮”与“俚而易”者，殆指此三家之受蔽而言欤？要之空同之蔽，在粗而不在“朴”也。华玉又谓“论诗者言《风》、《雅》则妄，上汉、魏，次李、杜、王岑诸贤，词林之规矩在是”。夫以宗汉、魏祧《风》、《雅》为不妄，而不知其为无头脑学问，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风》、《雅》，又何以宗汉、魏、李、杜哉！恐其所谓宗汉、魏、李、杜者，亦姑饰其体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实好也。
空同、大复贻书相箴，此良友之谊，而其意则主於尚气好胜，君子无取焉。其词则各中所短，如大复谓空同为“艰佶晦亻塞，野俚辏积”；空同以大复为“太咄易，寡音节。七言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是也。惜哉！二子以之相訾而不以之相救耳。然大复自言“欲通古今，摄众妙，虚其窍不假声，实其质不假色”，与古人“不相沿袭，而相发明”，而其诗终不免摹拟古人，不能拟议以成变化也。盖空同之失，大复亦革之而未尽，而空同转谓其“搏巨蛇，驾风螭，步骤不足训”，何哉？至大复谓“古文之法亡於韩，诗弱于陶”，尤为诞谩。前人多驳正之者，予不复论。
明人论诗多大言，不独大复讥陶、谢也。王子衡云：“《风》、《骚》包韫本体，标显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呜呼！何其诞也？《北征》一篇，原本忠爱，发以史笔，根柢深，关系宏远，乃杜集之钜制，与《风》、《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诗》，已觉不伦，况侪诸卢仝、元稹辈哉？彼盖知意在词表为《三百》、为《离骚》，而不知《风》、《骚》之畅叙己怀，铺陈乱始，直诋匪人者，固指不胜屈也。大抵诗知赋而不知比兴，则切直而乏味，知比兴而不知赋，则婉曲而无骨，三纬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兴而废赋，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杨升庵援《张集序》，谓“晚唐诗止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持论已不坚致。至谓“晚唐唯韩、柳为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属後人拘执之见，然沿之者多，亦可惜觇时代风会。今以权德舆、李益及韩、柳、元、白为晚唐，则中唐又属何等人乎？况以温庭筠置权德舆上，以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岂博雅者所宜出乎？此虽於诗教所关者细，然颂诗则宜论世，未可率尔弄笔也。
白诗虽时伤浅率，而其中实有得於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不可不分别择出以求益焉。如《古剑》诗：“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孤桐》诗：“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京兆府新载莲》诗：“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赠元稹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送王处士》诗：“宁归白�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佥手低眉目。”《文柏床》诗：“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虽充悦目玩，终乏周身防。华采诚可爱，生理苦已伤。”《效陶》诗：“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答友问》诗：“置铁在洪炉，铁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烧不热。君疑才与德，咏此知优劣。”《感鹤》诗：“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益泉。一兴嗜欲念，遂为缴牵。委质小池内，争食群鸡前。不惟怀稻粱，兼亦竞腥膻。不惟恋主人，兼亦狎乌鸢。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综而观之，心甚淡，节甚峻，识甚远，信有道者之言。诗可以兴，此类是也。若《重赋》诗：“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友》诗：“虽云志气高，岂免颜色低。”《不致仕》诗：“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买花》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劲直沈痛。诗到此境，方不徒作。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
香山诗“数峰太白雪，一卷渊明诗”。东野诗“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常以此等句在心头转运，落笔当有异人处。又少陵诗“文章一小技，於道未为尊”。昌黎诗“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永叔诗“文章无用等画虎，名誉过耳如飞蝇。”东坡诗“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作诗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见地，方有入处。若驱逐声华，自夸坛坫，纵多杰构，终未得门。
香山《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数语可作诗学圭臬。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采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
诗话之简而当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馀则，极有契会。如谓“法娴辞赡，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仿唐溯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古人奇怀突兀，跃而骑日月之上，愤而投潢之中，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奇者多创。创，创於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郸，则杜撰难免矣”。“《周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人不能反覆於《三百》、《楚辞》、汉魏乐府，乌有能蕴藉温雅者乎”。“六朝组练明丽，别为《选》体，佳者不数篇，仿之者似乎遒郁，实拙滞耳”。“宋以山谷为杜之宗子，号曰江西诗派。严羽辟之，专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肤袭为盛唐，又何取乎”。“一句之致易晓，通章之致难论。诗未尝不可析理，析理之诗，非诗之胜境也”。以上七则，皆极中末世诗家之病。然亦有而未醇处，如以中边论诗，和声合拍为边，蕴藉造意为中，必为中边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边皆甜，禅语也。禅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诗味则恶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为病，至难免矣”。甜不入於俗乎？又谓“太白得古诗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不知太白七古、乐府，时入奇放，若五古则一代雅音，几复汉、魏，後人万不可以不学，即专学之亦无害也。可以“奇放”概之乎？此等於诗家关键，犹未尽开通也。
密之之後能以简胜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诗论》，其论尤为精澈不刊。如谓“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为本。若不本之《六经》，虽复‘熟精《文选》理’，有是非颇谬者矣。虽然，杨子�非圣哲之书不好，何为乎《剧秦美新》？盖本之中又有本焉”。“诗以寄兴也。有意为诗，复有意为他人之诗，修辞不立其诚，盖竞利而非诗赋之正也”。“严君平依蓍龟为言，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臣。然则诗之益人，何间於穷达哉？知此庶乎其道尊”。“近体有止境，古体无止境，君子之於学也，为其难者”。“游山水无本，虽横山范水，道不存焉。谢康乐袭晋封爵，宋代复仕，不免见法，与陶并称，幸矣”。“《雅》之变，有悯时疾俗者。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恻怛，虽蒙其讪讥者，犹感激焉。不则失所养，亦丧诗品，其婴累悔生，抑後矣”。“齐、梁、陈、隋诗格之降而愈下也，由於诗人多仕二姓者，廉耻道丧久矣。若简文宫体，後主男女唱和，炀帝江都宫掖诸作，好色而氵?，则无廉耻。无廉耻，安得有气节哉！诵其诗不知其人，斤斤焉斥其诗格之卑，何异向名倡而责之曰：‘曷不缀道论以自娱乎？’”以上七则，皆正色昌言，根极道要。近之诗人，争名好奇，胸次未尝有此，鄙之为头巾气。仆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风化如水，易下难挽，士君子无论升沈，皆有世道之责，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从陶、杜”。此说较之“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自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後诗，或一代，或一集，全无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调《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乐府，高视汉而卑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
茗香又谓“汉诗之於《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於魏，岂通论乎？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或曰：气体可不讲乎？曰：否。如晋之潘、陆以逮梁、陈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温、李，宋之苏、黄以逮南宋之四灵，逞妍斗博，尚气弄巧，皆不能不为诗累，虽一时称巨手，然皆今人之诗也。气体乌可忽哉？虽然，气体当为今之古，不必为古之古。为古之古，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为今之古，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曹、陶气体，虽逊《三百》，然足为今之古。为今之古，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即可许其复古。昔孟子挺亚圣之才，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而究非《战国策》也，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故作文以心术为主，气体为辅；论文则心术、气体、时运三者兼焉。近人论诗，不知心术、气体，固属卑下，茗香不审时运，而徒以气体分升降，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
宋景濂《答章秀才书》，於诗人源流甚详，而词多不精。如谓“陆士衡兄弟仿子建，颜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阳，卢之、王子安欲跨三谢，韦苏州祖袭灵运，钱、郎远师沈、宋，韩昌黎初效建安，张文昌过于浮丽，刘梦得步骤少陵，孟东野阴祖沈、谢”。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词多故不及辨。其所论诗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之景濂长於文而不长于诗，故致此蔽耳。然明初高漫士廷礼著《唐诗品汇序》，彼固列於闽中五诗人者也。於沈、宋第曰“新声”，於王右丞第曰“精致”，於韩昌黎第曰“博大”，於李义山第曰“隐僻”，於许丁卯第曰“偶对”，其品藻又可解乎？无论文人诗人，凡持论皆非易事，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顾华玉谓“诗当要诸後世，不可苟悦於目前”，名论也。然谓“杜宗《雅》、《颂》而实其实，其蔽也朴，韩昌黎是也；李宗《国风》而虚其虚，其蔽也浮，温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诸公，依稀《风》、《雅》而以魏、晋为归，冲夷有馀韵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乐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断。三代以後，学《风》、《雅》者稀矣，学《颂》者尤稀，杜诗仰追《风》、《雅》，亦未及《颂》也。谓其诗无不实，亦非也。彼其运意深微屈曲，得风人之虚婉者多矣，华玉未之审耳。太白宗《国风》，又兼《离骚》，其乐府古诗，往往有沈著入微处，谓其纯蹈虚，则窥太白亦浅矣。王、岑诸公，造诣渊源，不可轻议，大略以晋为始耳，谓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风》、《雅》”者安在？若“朴”乃诗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朴”。温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与乐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种种失当，实误後人。词场名士，声誉既树，任意雌黄，吾见亦多矣。华玉诗与空同、大复、昌来，犹蹈此失乎？然华玉谓“空同气雄，大复才逸，昌情深，醇驳优劣，可略而言”，则所谓“朴”与“浮”与“俚而易”者，殆指此三家之受蔽而言欤？要之空同之蔽，在粗而不在“朴”也。华玉又谓“论诗者言《风》、《雅》则妄，上汉、魏，次李、杜、王岑诸贤，词林之规矩在是”。夫以宗汉、魏祧《风》、《雅》为不妄，而不知其为无头脑学问，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风》、《雅》，又何以宗汉、魏、李、杜哉！恐其所谓宗汉、魏、李、杜者，亦姑饰其体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实好也。
空同、大复贻书相箴，此良友之谊，而其意则主於尚气好胜，君子无取焉。其词则各中所短，如大复谓空同为“艰佶晦亻塞，野俚辏积”；空同以大复为“太咄易，寡音节。七言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是也。惜哉！二子以之相訾而不以之相救耳。然大复自言“欲通古今，摄众妙，虚其窍不假声，实其质不假色”，与古人“不相沿袭，而相发明”，而其诗终不免摹拟古人，不能拟议以成变化也。盖空同之失，大复亦革之而未尽，而空同转谓其“搏巨蛇，驾风螭，步骤不足训”，何哉？至大复谓“古文之法亡於韩，诗弱于陶”，尤为诞谩。前人多驳正之者，予不复论。
明人论诗多大言，不独大复讥陶、谢也。王子衡云：“《风》、《骚》包韫本体，标显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呜呼！何其诞也？《北征》一篇，原本忠爱，发以史笔，根柢深，关系宏远，乃杜集之钜制，与《风》、《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诗》，已觉不伦，况侪诸卢仝、元稹辈哉？彼盖知意在词表为《三百》、为《离骚》，而不知《风》、《骚》之畅叙己怀，铺陈乱始，直诋匪人者，固指不胜屈也。大抵诗知赋而不知比兴，则切直而乏味，知比兴而不知赋，则婉曲而无骨，三纬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兴而废赋，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杨升庵援《张集序》，谓“晚唐诗止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持论已不坚致。至谓“晚唐唯韩、柳为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属後人拘执之见，然沿之者多，亦可惜觇时代风会。今以权德舆、李益及韩、柳、元、白为晚唐，则中唐又属何等人乎？况以温庭筠置权德舆上，以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岂博雅者所宜出乎？此虽於诗教所关者细，然颂诗则宜论世，未可率尔弄笔也。
白诗虽时伤浅率，而其中实有得於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不可不分别择出以求益焉。如《古剑》诗：“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孤桐》诗：“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京兆府新载莲》诗：“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赠元稹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送王处士》诗：“宁归白�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佥手低眉目。”《文柏床》诗：“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虽充悦目玩，终乏周身防。华采诚可爱，生理苦已伤。”《效陶》诗：“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答友问》诗：“置铁在洪炉，铁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烧不热。君疑才与德，咏此知优劣。”《感鹤》诗：“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益泉。一兴嗜欲念，遂为缴牵。委质小池内，争食群鸡前。不惟怀稻粱，兼亦竞腥膻。不惟恋主人，兼亦狎乌鸢。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综而观之，心甚淡，节甚峻，识甚远，信有道者之言。诗可以兴，此类是也。若《重赋》诗：“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友》诗：“虽云志气高，岂免颜色低。”《不致仕》诗：“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买花》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劲直沈痛。诗到此境，方不徒作。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
香山诗“数峰太白雪，一卷渊明诗”。东野诗“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常以此等句在心头转运，落笔当有异人处。又少陵诗“文章一小技，於道未为尊”。昌黎诗“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永叔诗“文章无用等画虎，名誉过耳如飞蝇。”东坡诗“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作诗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见地，方有入处。若驱逐声华，自夸坛坫，纵多杰构，终未得门。
香山《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数语可作诗学圭臬。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采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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