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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
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是故古人之诗，本之於性天，养之以经藉，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天地之间，风�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之所自出，与之贯输於无穷。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原之说也，不为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为人，则不复学诗；搦管之先，求胜人，多作之後，遂思传世，虽久而成集，阅之几无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尝学诗也。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考古之制，穷工极巧，イ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诩能手，诵者称国工，名家不能扫除，馀子倚为活计，纷纷籍籍，皆孔子所谓为人者也。此乌得有自得之一时，使人一唱三叹讽寻不置哉！难者曰：“为己自得，圣学也，学诗必要诸圣，不迂则僭。”曰：“子知诗宜辨雅俗乎？”曰：“知之。”曰：“知之则无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後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为人而不自得，然则子欲画雅俗之界，舍为己自得之说，又何从辨之？《三百篇》、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子於此求之，则知予非好作头巾语矣。不审乎此，而震惊时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门户，无志无识，终於苟焉耳。何诗之可言！”
仕而不知为人，学而不知为己，本是通病，何责於诗？即以诗论，此病亦不起於一时。西晋以降，陆机、谢灵运、颜延年辈为已斗靡骋妍，求悦人而无真气。一千五百年来，相沿相袭，虽有超世复古之士，不能尽涤悦人之念，则亦不能尽洗斗靡骋妍之诗，而又何慨焉！虽然，传之愈久，则正之愈难，正之愈难，则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发愤抒词，甘受人之笑骂而不顾也。
阿谀诽谤，戏谑氵?荡，夸诈邪诞之诗作而诗教熄，故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禅宗之馀唾，非风雅之正传。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竟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ウ合，而後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夫才高者，尚可ウ合，而何不可学之有哉！东坡先生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仆射如父兄。’‘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也。”王济之曰：“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唐人诗尚有此意，如‘君向萧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愚谓此类甚多，皆《三百篇》可学之证也。
後世诗学之卑，或由见诗太少，或由见诗太多。少见不足论，多见亦是病痛者，盖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累累，半属浮花浪蕊，而士之学诗以争名者，尤必多取时世能手之诗，勤勤观法，故诗名愈速而诗格乃愈卑。宋人诗曰：“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书之博，无救於品之庸，况博读时人之诗哉！亦相率为庸而已矣。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於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後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於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终归於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论其诗之体，则高拔於俗流，论其诗之义，则浸氵?於隐怪，听其存亡於天地之间可矣。赞之诵之，毋乃崇奉忄佥人而奖饰讠皮辞乎！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元人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与曲江先後不远。子昂《感遇》之诗，按之无实理，曲江《感遇》之诗，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复古之功归子昂哉！或谓昌黎称唐之文章，子昂、李、杜并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冬到金华山观》云：“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中义於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其诗虽能扫江左之遗习，而讽谏施诸纂逆，乌得与曲江例观之？杜、韩之推许，许其才耳。吾不谓其才之劣也。若为千秋诗教定衡，吾不妨与杜、韩异。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究竟今人谁肯读严嵩诗者？於严嵩则严之，而宽党逆之阮籍、陈子昂，此人之颠也。不明辨，则诗教在圣教之外，而才士一门，遂为小人之逋逃薮，害岂小哉！
余因论阮籍、陈子昂而有触於宋之王安石，安石诗亦北宋名家也。然安石有六大罪，而崇信释氏犹不与焉。欺君，一也；蠹国，二也；病民，三也；用小人，四也；逐君子，五也；侮圣经，六也。盖合唐、虞之共、，春秋时之少正卯而一之，此舜、孔之所必诛，而宋人以之配享孔子，不独欺当时，并能欺後世，信乎小人之杰魁，百代所罕见也。爱其文词而学之，则不恶不仁者矣，亦人之颠也。
“诗无工拙”，朱子言之矣。盖有工拙，乃诗之衰也。三代两汉之世，人唯无作，作则未有不工者，性情学问，陶冶深矣。故善读书者无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诗亦愈衰。呜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岂独诗之衰也！
李、杜不选诗，至殷、姚合等乃为之。唐人不著诗话，至宋人乃盛为之。此可以悟诗之升降。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
严羽《沧浪诗话》，能於苏、黄大名之馀，破除宋诗局面，亦一时杰出之士。思挽回风气者。第溯入门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离骚》，恐尚非顶<宁页>上作来也。然訾沧浪者，谓其专以妙悟言诗，非温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议论为诗，故沧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汉、魏尚不假妙悟，况《三百篇》乎？知诗之本者，非沧浪其谁？虽然，以妙悟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则文士好佛之结习，非言诗之弊也。晚宋诗人遂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噫！异矣！
新城尚书不处沧浪之时，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误会沧浪之旨。又以《沧浪诗话》与锺嵘、司空图《诗品》、徐祯卿《谈艺录》一例服膺，皆不甚当。嵘之品评颠倒，前人多已论及。表圣《廿四诗品》，今古脍炙，然文词致佳而名目琐碎，“高古”、“疏野”、“旷达”、“清奇”、“超诣”亦大概相似耳。《谈艺录》推本性情，颇敦古谊。然谓乐府与诗殊涂，是不知三代以上诗乐表里之旨；谓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识子建也。此处转让锺嵘见地。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虽推挹微过，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矣。
近人诗话之有名者，如愚山、渔洋、秋谷、竹、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然尚不至滋後学之惑。滋惑者，其随园乎？人纷纷訾之，吾可无论矣。独《石洲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後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後进，谓学诗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於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於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且石洲於苏诗，亦未得其奥也。苏之名作甚多，而石洲举“河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二语，谓足尽全集之妙。此非论诗，直表章禅学矣。又举“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谓可作全集总评，亦禅机而已矣。“浮�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辈多赏之。石洲恐落窠臼，独赏其结句“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为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论，自建一帜耳。昔渔洋谓东坡七律不可学，石洲斥其非通论，是言各体均宜学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论群家，亦多可拟。如谓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识太白。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又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後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合与歌伎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於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谓“小杜‘自说江湖不归去，阻风中酒过年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开、宝後百馀年无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诗，洵晚唐佳语，何推尊至此！又谓长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骚赋》，下视东野，如蚓窍苍蝇。弥颠倒不惬人意。又谓茶山诗优於放翁，後山诗无可味处。盖茶山清转处，约略似苏；喜苏之快辩，自不知陈之郁啬也。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於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於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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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是故古人之诗，本之於性天，养之以经藉，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天地之间，风�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之所自出，与之贯输於无穷。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原之说也，不为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为人，则不复学诗；搦管之先，求胜人，多作之後，遂思传世，虽久而成集，阅之几无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尝学诗也。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考古之制，穷工极巧，イ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诩能手，诵者称国工，名家不能扫除，馀子倚为活计，纷纷籍籍，皆孔子所谓为人者也。此乌得有自得之一时，使人一唱三叹讽寻不置哉！难者曰：“为己自得，圣学也，学诗必要诸圣，不迂则僭。”曰：“子知诗宜辨雅俗乎？”曰：“知之。”曰：“知之则无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後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为人而不自得，然则子欲画雅俗之界，舍为己自得之说，又何从辨之？《三百篇》、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子於此求之，则知予非好作头巾语矣。不审乎此，而震惊时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门户，无志无识，终於苟焉耳。何诗之可言！”
仕而不知为人，学而不知为己，本是通病，何责於诗？即以诗论，此病亦不起於一时。西晋以降，陆机、谢灵运、颜延年辈为已斗靡骋妍，求悦人而无真气。一千五百年来，相沿相袭，虽有超世复古之士，不能尽涤悦人之念，则亦不能尽洗斗靡骋妍之诗，而又何慨焉！虽然，传之愈久，则正之愈难，正之愈难，则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发愤抒词，甘受人之笑骂而不顾也。
阿谀诽谤，戏谑氵?荡，夸诈邪诞之诗作而诗教熄，故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禅宗之馀唾，非风雅之正传。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竟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ウ合，而後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夫才高者，尚可ウ合，而何不可学之有哉！东坡先生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仆射如父兄。’‘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也。”王济之曰：“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唐人诗尚有此意，如‘君向萧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愚谓此类甚多，皆《三百篇》可学之证也。
後世诗学之卑，或由见诗太少，或由见诗太多。少见不足论，多见亦是病痛者，盖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累累，半属浮花浪蕊，而士之学诗以争名者，尤必多取时世能手之诗，勤勤观法，故诗名愈速而诗格乃愈卑。宋人诗曰：“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书之博，无救於品之庸，况博读时人之诗哉！亦相率为庸而已矣。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於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後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於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终归於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论其诗之体，则高拔於俗流，论其诗之义，则浸氵?於隐怪，听其存亡於天地之间可矣。赞之诵之，毋乃崇奉忄佥人而奖饰讠皮辞乎！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元人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与曲江先後不远。子昂《感遇》之诗，按之无实理，曲江《感遇》之诗，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复古之功归子昂哉！或谓昌黎称唐之文章，子昂、李、杜并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冬到金华山观》云：“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中义於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其诗虽能扫江左之遗习，而讽谏施诸纂逆，乌得与曲江例观之？杜、韩之推许，许其才耳。吾不谓其才之劣也。若为千秋诗教定衡，吾不妨与杜、韩异。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究竟今人谁肯读严嵩诗者？於严嵩则严之，而宽党逆之阮籍、陈子昂，此人之颠也。不明辨，则诗教在圣教之外，而才士一门，遂为小人之逋逃薮，害岂小哉！
余因论阮籍、陈子昂而有触於宋之王安石，安石诗亦北宋名家也。然安石有六大罪，而崇信释氏犹不与焉。欺君，一也；蠹国，二也；病民，三也；用小人，四也；逐君子，五也；侮圣经，六也。盖合唐、虞之共、，春秋时之少正卯而一之，此舜、孔之所必诛，而宋人以之配享孔子，不独欺当时，并能欺後世，信乎小人之杰魁，百代所罕见也。爱其文词而学之，则不恶不仁者矣，亦人之颠也。
“诗无工拙”，朱子言之矣。盖有工拙，乃诗之衰也。三代两汉之世，人唯无作，作则未有不工者，性情学问，陶冶深矣。故善读书者无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诗亦愈衰。呜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岂独诗之衰也！
李、杜不选诗，至殷、姚合等乃为之。唐人不著诗话，至宋人乃盛为之。此可以悟诗之升降。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
严羽《沧浪诗话》，能於苏、黄大名之馀，破除宋诗局面，亦一时杰出之士。思挽回风气者。第溯入门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离骚》，恐尚非顶<宁页>上作来也。然訾沧浪者，谓其专以妙悟言诗，非温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议论为诗，故沧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汉、魏尚不假妙悟，况《三百篇》乎？知诗之本者，非沧浪其谁？虽然，以妙悟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则文士好佛之结习，非言诗之弊也。晚宋诗人遂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噫！异矣！
新城尚书不处沧浪之时，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误会沧浪之旨。又以《沧浪诗话》与锺嵘、司空图《诗品》、徐祯卿《谈艺录》一例服膺，皆不甚当。嵘之品评颠倒，前人多已论及。表圣《廿四诗品》，今古脍炙，然文词致佳而名目琐碎，“高古”、“疏野”、“旷达”、“清奇”、“超诣”亦大概相似耳。《谈艺录》推本性情，颇敦古谊。然谓乐府与诗殊涂，是不知三代以上诗乐表里之旨；谓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识子建也。此处转让锺嵘见地。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虽推挹微过，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矣。
近人诗话之有名者，如愚山、渔洋、秋谷、竹、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然尚不至滋後学之惑。滋惑者，其随园乎？人纷纷訾之，吾可无论矣。独《石洲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後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後进，谓学诗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於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於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且石洲於苏诗，亦未得其奥也。苏之名作甚多，而石洲举“河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二语，谓足尽全集之妙。此非论诗，直表章禅学矣。又举“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谓可作全集总评，亦禅机而已矣。“浮�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辈多赏之。石洲恐落窠臼，独赏其结句“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为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论，自建一帜耳。昔渔洋谓东坡七律不可学，石洲斥其非通论，是言各体均宜学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论群家，亦多可拟。如谓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识太白。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又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後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合与歌伎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於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谓“小杜‘自说江湖不归去，阻风中酒过年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开、宝後百馀年无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诗，洵晚唐佳语，何推尊至此！又谓长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骚赋》，下视东野，如蚓窍苍蝇。弥颠倒不惬人意。又谓茶山诗优於放翁，後山诗无可味处。盖茶山清转处，约略似苏；喜苏之快辩，自不知陈之郁啬也。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於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於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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